青海通报5起履责不力案例 出纳挪用公款361万多

来源:郴州生活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年01月04日 02:38

□记者 徐一凡 通讯员 何艳 张卫平  本报讯 近日,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省政协原常委、三亚市政协原副主席周阳涉嫌犯受贿罪一案,并将择期开庭审理。  三亚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称:被告人周阳于1999年年底至2014年期间,利用其担任海南天涯水业(集团)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三亚中法供水有限公司董事长,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的职务便利,为三亚家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惠×、湛江市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原项目经理赵明×等人,在承揽公司工程项目及拨付工程款等方面谋取利益。周阳先后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472.35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周阳利用积务便利,收受他人财务,为他人牟取利益,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把公家的钱存进银行买理财产品获利也是违纪违法行为。我确实后悔啊!”2月14日,面对记者,河南省永城市侯岭乡孟庄村党支部原书记陈超追悔莫及。他领取了集体土地附属物补偿款545万元,没第一时间发给群众,而是拿去购买理财产品,非法获利2万余元。这一举动,换来的是被开除党籍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这是河南省开展治理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工作中的一个镜头。2015年,河南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开展正风肃纪,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826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94人,收缴违纪资金1970.64万元,挽回直接经济损失6608.37万元。  点击河南省纪委网站、微博、微信的曝光台专栏,可以看到该省2015年以来分7批通报曝光40起典型案例,市、县纪检监察机关通报典型问题226件,向全社会释放了“老虎要打,苍蝇也要拍”,而且要“勤拍严拍”的执纪信号。  “老百姓身边的‘苍蝇’没人管,甚至满天飞,我们打再多的‘老虎’,人民群众也不会满意,也不会有‘获得感’。当前,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特别是县级以下纪委要把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坚决做到有举报就核查,有腐败就惩治。”河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尹晋华说。  按照中央纪委统一部署,河南省纪委针对全省基层涉农、执法、监管、公共服务部门及乡镇(街道)、站所、行政村(社区),启动专项治理,开通党风政风监督举报曝光专区,对基层问题线索进行大起底、大排查。  河南全省各县纪检监察机关通过建立乡镇纪律审查协作区、实行异地交叉办案、聘请村监会委员为县纪检监察监督员等方法,有力破解“看得到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到”的难题,打通纪律检查的“最后一公里”。  据统计,2015年,该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排查问题线索7306件,立案5376件,查结4871件。  一方面开展专项治理,一方面对问题内在的规律性进行深入分析、综合研判,以便准确把脉,明确工作重点。河南省纪委与省统计局联合开展调查,收集样本30余万个,形成《河南省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状况分析报告》,综合分析梳理出敷衍塞责、公款吃喝、小官大贪等7个方面群众关注度高的问题,列为治理重点。  针对基层“四风”和腐败问题,该省将解决这些问题作为党建制度体系建设重点工作,细化任务、狠抓落实。2015年6月,《关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由河南省委制定印发,为全省各级党委履行主体责任和各级纪委履行监督责任提供了总抓手。河南省监察厅副厅长孙运锋说,《意见》里明确提出,要探索常态化、长效化运行机制。这个机制在基层管什么?管官治权。管官就是要约束官员,对违纪问题进行问责。治权就是厘权清单化、履权程序化、监权透明化。  漯河市郾城区就针对农村普遍存在的“糊涂权、糊涂官、糊涂账”现状,开展以“厘权、履权、监权”为主要内容的村级组织“阳光三权”体系建设,制定权力清单、权力运行流程图和责任追究办法,有效遏制村干部违纪现象。一年来,全区信访量同比下降67%。  针对当前基层党风政风建设中存在的“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现象,河南省在市县乡三级联动建设廉政示范点。去年以来,全省各级示范点开展廉政警示教育6174次,完善细化制度规定4684个,相关职能部门整改问题6640个,化解群众矛盾纠纷29870件次。  166个示范点,就有166种干好工作的好方法。信阳的“四中心一平台”机制、许昌的“六抓六强”机制、濮阳的“三查四督五强化”机制、三门峡的“两责任三监督三查处”、安阳的“六位一体”……各放异彩。内乡县运用升级简约版的“四议两公开”,将村里各类会议合并召开,同时增加村监会全程监督程序,删繁就简,效果不减。该县城关镇12个村(居)在低保对象评审工作中,由于对象选得准,大家心服口服,没人再因为低保问题上访。记者 陈曦 郑先志 通讯员 王艳

中新网3月16日电 据湖南省纪委网站消息,湖南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立案信访局局长田清胜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田清胜简历:  田清胜,男,土家族,1962年5月出生,湖南龙山县人,198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8月参加工作,本科文化。  1978年8月在龙山县人民法院工作;  1989年7月调入大庸(张家界)市人民法院工作,历任副科级审判员、案件质量评查办主任、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监督庭庭长、民事审判庭第二庭庭长、民事审判庭第一庭庭长;  2011年12月至2014年10月,任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副处级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2014年10月至今,任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立案信访局局长。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版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跃平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王跃平简历  王跃平,男,汉族,1960年1月出生,山西沁县人,1977年7月参加工作,198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  1977年7月在喀什市浩罕公社接受再教育;  1979年9月在喀什市人民银行会计股工作;  1981年10月在喀什市委宣传部工作;  1988年3月任喀什市精神文明办公室副主任;  1990年1月任喀什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1992年1月任自治区新闻出版局政治处主任科员;  1995年1月任自治区新闻出版局政治处助理调研员;  1997年12月任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人事教育处副处长(2000年3月至2002年12月在自治区党委党校马列理论政治思想教育专业研究生班学习);  2001年8月任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人事教育处处长;  2002年9月任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  2005年5月任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2014年7月任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版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

据重庆市纪委消息:重庆市南川区委常委王元开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王元开简历  王元开,男,汉族,1970年10月出生,重庆市江津区人,1989年8月参加工作,199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文化。  1989.08-1995.10 四川省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办事处办事员、科员;  1995.10-1996.09 四川省重庆市九龙坡区华岩镇镇长助理;  1996.09-1997.06 四川省重庆市九龙坡区华岩镇党委副书记;  1997.06-1998.12 重庆市九龙坡区华岩镇党委副书记;  1998.12-2001.06 重庆市九龙坡区华岩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2001.06-2007.02 重庆市九龙坡区含谷镇党委书记;  2007.02-2009.05 重庆市九龙坡区委常委、西彭镇党委书记;  2009.05-2009.12 重庆市九龙坡区委常委、白市驿花卉苗木产业示范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2009.12-2012.01 重庆市九龙坡区委常委、重庆现代都市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党工委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  2012.01-2012.02 重庆市九龙坡区委常委;  2012.02-2013.09 重庆市九龙坡区委常委、统战部长;  2013.09-2016.05 重庆市九龙坡区委常委、统战部长、重庆市西彭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  2016.05- 重庆市南川区委常委。

中新网3月17日电 据湖北省纪委监察厅网站消息,宜昌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毛传强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毛传强简历  毛传强,男,1969年11月出生,大学,曾任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局副局长兼建筑管理站站长;2005年12月公选任湖北省建设厅副厅长、党组成员,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兼省建筑工程管理局局长。  2013年9月任宜昌市委常委、副市长。(据中国经济网)

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向他人索贿50万元  扬州驻京办原副主任受贿获刑4年  江苏扬州驻京办原副主任徐建刚,利用他跟国家能源局某官员(另案处理)建立的联系和便利条件,接受江苏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某(另案处理)等人的请托,在李某与这名能源局官员之间进行介绍,并促成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吕四港电厂项目完成审批,其间向李某等人索取钱款人民币50万元。近日,徐建刚因犯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罚金人民币30万元。  徐建刚曾为扬州市发改委主任科员,2006年6月起兼任扬州市重大项目办公室副主任。从1995年开始,他长期驻京,主要工作是协助扬州市发改委上报的重大项目审批,沟通地方与中央部门的关系。  后扬州市委市政府撤销了扬州发改委驻京机构,合并到了市政府驻京办,2009年4月,徐建刚成为扬州市驻京办副主任,不过此时徐的人事关系全部在扬州市发改委,扬州驻京办也归扬州发改委代管。  徐建刚和这名能源局官员相识是在1994年,在一次到扬州考察项目时,徐建刚参与了接待工作,就此认识了这名官员。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10月至2009年12月间,徐建刚接受江苏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某等人的请托,在李某与能源局官员之间进行介绍,并促成吕四港电厂项目完成审批,其间向李某等人索取钱款人民币50万元。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徐建刚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应予惩处。鉴于徐建刚具有索贿情节,故法院对其依法从重处罚。考虑到徐建刚在其亲属协助下已退缴全部赃款,法院对其酌予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徐建刚有期徒刑4年,罚金人民币30万元。  文/本报记者 李铁柱

四川在线消息(皮家璇 四川日报记者 刘佳)《四川省内部审计条例》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后,在全省的贯彻落实情况如何?5月30日四川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受四川省政府委托,四川省审计厅厅长黄河作了关于《四川省内部审计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全省建立内审制度的单位围绕本单位中心工作,突出监督重点,积极探索具有行业特点的内审监督模式,组织实施了大量审计项目,内审职能作用发挥效果得以初步显现。近3年,全省共开展各类内审项目4.82万个(含通过购买社会审计服务开展的项目),查处违纪违规金额71.64亿元,促进单位(部门)增收节支44.50亿元;提出审计建议并被采纳4.13万条;通过采纳审计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和其他处理2238人。通过查错纠弊和发挥审计的建设性功能,一些内审机构在促进单位(部门)规范管理、防范风险、提高效益和遏制腐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董柳,通讯员陈云飞、王磊,实习生陈文报道:涉嫌职务犯罪后“一走了之”跑到境外,日子就能过得舒服?广东检察机关披露的红通人员常征和王海鹏的潜逃经历显示并非如此。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昨日通报称,2015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追回职务犯罪外逃人员21人,其中包括“百名红通人员”常征与王雁威两人、普通红通人员王海鹏、十八大以来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黄镇坤,厅级干部、珠江电力工程公司总经理李麟,美国强制遣返人员邝婉芳等,追回外逃人员数及追回百名红通人员数均居全国检察机关前列。  遣返与劝返并举  自去年开展“天网行动”以来,广东检察机关全力抓好国际追逃工作,坚持遣返与劝返并举,2015年追回外逃人员13人。  今年,广东省检察院进一步明确措施,一方面做好对外逃人员亲属、重要关系人的政策和心理攻势,动员外逃人员投案自首;另一方面建立与美、加、澳、新等国驻华司法联络部门的合作平台,进一步拓宽国际追逃追赃及境外调查取证的渠道和方式。今年以来,广东省检察机关通过实施劝返、边检抓捕等手段,追回潜逃境外人员八名。  今年2月,广东检察机关成功劝返广东首个“百名红通人员”常征从加拿大回国投案自首。在该案中,检察机关积极与常征的亲友、律师沟通,争取配合劝返,同时通过与加拿大执法机构开展合作,及时启动跨国遣返程序,有效挤压常征生存空间,封堵其移民、滞留通道,促使常征选择回国投案自首。  广东检察机关3月从美国纽约劝返回国投案自首的王海鹏,是汕头市委原书记黄志光案件的行贿人。检察机关一方面通过司法协助途径同美方合作,阻止了王海鹏取得美国居留权的企图,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劝返最终促成王海鹏投案自首。  有人潜逃已25年  据统计,广东省潜逃境外的嫌疑人中,国企工作人员占比约41%,民企负责人占比约34.4%,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比18.9%。其中,涉嫌在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的职务犯罪涉案金额往往十分巨大,犯罪分子很容易利用监管漏洞将资金提留并汇出境外,随后潜逃。比如,开平案中的“两许”(指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两任行长许超凡和许国俊)、深圳石油系列案中的陶炜、华泰证券公司的刘宝凤、福田农行的彭奕锦、南海置业公司的李继祥、开平梁金山开发公司的方祝勤等人。  在这些外逃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潜逃时间超过十年。潜逃时间最长的是涉嫌贪污罪的湛江工行职员赵土养,于1991年1月潜逃至今已逾25年。检察机关表示,从司法实践上看,潜逃时间的增加也会加大追逃工作的难度。

新华社广州6月20日电(记者詹奕嘉、毛一竹)广东省陆丰市人民检察院20日下午通报,乌坎村党总支书记林祖恋涉嫌受贿。  通报说,2012年以来,乌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祖恋涉嫌利用工程项目建设管理的职务便利,在民生工程项目发包等环节收受贿赂,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有关规定。陆丰市检察院经过3个多月初查,已经于6月17日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张浩/漫画  打虎,“指定管辖”很厉害  ■上级司法机关决定将其负责办理的案件由下级司法机关办理,或者将下级司法机关负责办理的案件指定其他下级司法机关办理,是刑事诉讼指定管辖的重要情形。十八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高官超过百人,其中90%都是采用“指定管辖”办法。  ■指定管辖和异地审理有利于排除一些弊端和干扰,回避了官员在原任职地的人际影响,能够保证案件的依法查办和公正审理。  有媒体统计官方发布的消息显示,中纪委今年一季度已完成对11名省部级官员严重违纪问题的立案审查,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11名官员是:白恩培、梁滨、聂春玉、白云、秦玉海、隋凤富、杜善学、武长顺、陈川平、朱明国、王敏。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5年工作报告中一次性列举了28名省部级以上干部职务犯罪案件。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这28名高官的审判安排,将依法公开审判。据此,有媒体将2016年称为“审虎年”。  另据公开资料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已超过百人,其中90%都是采用“指定管辖”办法——被指定到了官员曾任职以外的地区提起公诉、审判。  刑事诉讼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下,在侦查、起诉、审判省部级以上官员职务犯罪案件中,指定管辖很有必要,目前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这项制度的运用,总体形势良好,有效惩治了当前频发的省部级高官腐败案。  大致经历相同的被查办轨迹  中纪委移送——最高检审查立案(或交办)——审查起诉——异地受审——秦城监狱服刑。十八大后,已经获刑的省部级高官,大致都经历了这样相同的被查办轨迹。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在河北廊坊受审,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山东烟台被提起公诉……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近年来,一大批省部级高官职务犯罪案件,由最高检直接立案侦查或交给省级检察院查办;侦查终结后,再依法指定地方检察机关起诉。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建伟表示,对于社会关注度高、案情复杂的腐败大要案,一般采取指定管辖、异地审理的方法。刑事诉讼法对指定管辖有明确的规定,最高检、最高法也都出台过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对指定管辖的适用。他说:“指定管辖一般会产生异地审理的后果,过去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使用较少;而在当前,指定管辖、异地审理是应对高官腐败案的一种很有效的司法模式。”  指定管辖适用于腐败案件始于2001年,辽宁省沈阳市“慕马大案”案发后,中纪委在当地办案屡屡受到阻挠和干扰,连续有司法人员因泄密而被追责。为了切断“关系网”,最高法指定江苏省和辽宁省的7个中级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之后,高官职务犯罪异地审判的模式逐渐明朗,如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在天津受审,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在重庆受审,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在河南受审等。  “指定管辖和异地审理有利于排除一些弊端和干扰,回避掉官员在原任职地的人际影响,能够保证案件的依法查办和公正审理,对司法公正具有积极作用。”张建伟说。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立案侦查或者组织、指挥、参与侦查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案件,也可以将本院管辖的案件指定下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下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我们通常说的管辖权,指的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管辖。换言之,侦查管辖、起诉管辖通常是对应审判管辖确定的,但侦查管辖和起诉管辖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空间。”陈光中认为,从侦查属性上看,司法实践中奉行上命下从、一体化的办案模式,理论上最高检直接侦查或交办案件,再由“两高”指定地方司法机关起诉、审判,这些都没有问题,在法律上没有障碍。  侦查管辖可以有灵活性  “一般来说,在全国范围内影响重大的案件,最高检反贪总局会直接立案侦查,如周永康案、令计划案、苏荣案等。但是,反贪总局的办案力量毕竟有限,省部级以上官员的案件一旦多了,最高检就只能将侦查权下放指定给省级检察院管辖。”陈光中说。  对于省级检察院来说,在查办省部级官员职务犯罪案件时,往往会采取成立办案组的模式来完成办案任务。比如,最高检指定山东省检察院侦办季建业案,山东省检察院从烟台市检察院整建制抽调26名检察官组成了办案组;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案,就是由河南省检察院反贪局成立办案组来侦办的。  “对于检察机关来说,成立办案组也好,异地办案也好,都没有问题,因为检察工作本来就奉行一体化的机制和上命下从的领导关系。成立办案组的实质,就是集中优秀的办案资源突破大要案。”北京市密云区检察院检察长张京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对此,张建伟也有同感。司法实践中,省部级高官的案情往往重大、复杂,仅依靠一两个侦查员的力量,难以完成查明犯罪事实这样一个重任。而成立专门的办案组,可以集中或者抽调各类侦查人才,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进而达到顺利侦破案件的目的。  省级检察院侦查终结案件后,最高检再依法指定该省的某地市级检察院向同级的中级法院提起公诉。例如,季建业案侦查终结后由烟台市检察院向烟台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郭有明案侦查终结后被移送至南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也有一些省部级官员案件,在最高检反贪总局直接立案侦查终结后,再交由地方检察机关起诉。对此,张建伟认为,此种做法也较为合适,符合中国国情,“如果由最高检直接提起公诉,案件一审就会由最高法审理。被告人的上诉就成了问题,交由地方司法机关审理,从司法程序上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有时候,侦查管辖和审判管辖也可以不一致。”陈光中举例说,陈良宇案由吉林省检察院侦查,后来指定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审判;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案,由最高检抽调吉林省检察院反渎局侦查,再依法指定给福建省福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办理职务犯罪大要案,由于案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侦查管辖可以有灵活性”。  指定管辖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指定管辖是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按照法律规定,最高法和最高检对指定管辖都有决定权。”陈光中说,无论是最高检直接立案侦查,还是交由省级院查办,指定地方检察机关起诉,不能一概而论好与坏,指定管辖的价值目标有两点,“一是追求司法公正,二是考虑司法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周永康曾经的四位“下属”皆在湖北受审:蒋洁敏在仙桃受审、李春城在咸宁受审、郭永祥在宜昌受审、王永春在襄阳受审;周永康本人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李东生、冀文林却在天津被起诉。  司法实践中,最高检会把案件指定给哪些地方检察院办理?指定管辖的选择标准又是什么?  “具体指定哪个地方司法机关管辖,最高司法机关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有办案能力水平、司法环境好坏、司法经验是否丰富、换押时的交通便利条件等;对于最高法来说,还要考虑审判地法院的法庭场所等软硬件设施。”张建伟分析。  “北京市检察机关的办案能力在系统内公认比较强,北京又是中央国家机关所在地,因此,北京市检察机关办理的大要案数量一直位于全国前列,比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王素毅案、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案等。”有关人士透露。  另有公开报道称,在审判薄熙来前,济南市中级法院审理过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首都机场原总经理李培英等大要案,因此,济南市中级法院被称为“审判经验丰富”;而天津市检察机关在公诉周永康前,曾公诉过湖北省原省长张国光、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等大要案,“公诉能力较强”。  “这里面还有一个地理因素,北京到天津的城际火车只需30分钟,济南到北京高铁也就一个多小时。判决后,无论是从天津还是济南,到秦城监狱距离并不远,交通较为便利,方便换押工作和官员服刑。”张建伟进一步分析。  在南方,基于节约司法成本、方便诉讼的角度考虑,一般距离较近的省份可能被指定办理邻近省份高官案件。例如,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案就由相邻的安徽省检察院侦查办理;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案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张建伟称,现实中,“打老虎”适用指定管辖,“拍苍蝇”未必就需要“异地审理”,采取何种司法模式,要视个案情况而定。  由谁出任公诉人、审判长  记者梳理诸多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发现,被指定管辖所在地的检察院和法院,在承办这类案件时格外重视,多数案件均由副检察长出任第一公诉人,由法院副院长担任审判长;还有一些案件中,更是由检察长直接出庭支持公诉,中级法院院长任审判长,比如在审理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案时,就是由南阳市中级法院院长庞景玉担任审判长,南阳市检察院检察长薛长义出庭支持公诉的。  “由谁担任公诉人和审判长,不能光看领导层级的高低。在司法改革的当下,检察长、法院院长都要带头办案,检察机关有许多领导,就是从优秀公诉人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组织协调能力和驾驭庭审的能力都比较强,公诉经验、审判经验都比较丰富,善于处理突发情况和复杂局面,从这个角度来说,无可厚非。”张建伟举例说,当年在审判北京市委原书记陈希同案时,站在公诉席上的是有“首都第一公诉人”美誉的方工,审判长就是后来担任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的慕平(已退休),这两位是当时北京政法界的“精英”。  “公诉是中国检察机关核心的标志性职能,公诉人无论是出庭公诉还是行使法律监督职责都是代表国家进行的。”陈光中相信,随着检察机关承担的办案任务越来越繁重,职务犯罪案件的公诉工作也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培养更多的优秀公诉人才骨干是长远大计”。(汪文涛)

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反馈专项巡视情况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反馈专项巡视情况  根据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部署,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党委反馈专项巡视情况。2月2日下午,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向银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尚福林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第十二巡视组组长武在平,副组长穆占英、吴海英、回建反馈了专项巡视情况。之后,武在平同志代表巡视组向银监会党委领导班子进行了反馈,中央巡视办负责同志对巡视整改工作提出要求,尚福林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表态发言。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2015年11月3日至12月31日,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对银监会党委进行专项巡视。巡视组认真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坚决落实政治巡视要求,紧紧围绕加强党的领导这个根本,聚焦全面从严治党,把纪律挺在前面,以“六项纪律”为尺子,从严从实开展巡视监督。通过广泛开展个别谈话,认真受理群众来信来访,调阅有关文件资料,深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形成震慑,顺利完成了巡视任务。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听取了巡视情况汇报,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报告了情况。  武在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银监会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加强纪律和作风建设,加大反腐倡廉工作力度,党建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巡视中干部群众也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两个责任”落实不够到位。执行选人用人制度不规范,存在“违规提拔”问题。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不严格,有的“祼官”清理不到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到位,公款旅游、违规高消费等顶风违纪问题仍然存在。利用监管职权谋取私利的问题反映多。对会管金融机构的监管存在薄弱环节,一些机构问题多发。巡视期间,巡视组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及有关部门处理。  武在平代表中央巡视组向银监会党委提出了四点意见建议。一是切实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巡视发现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委要把主体责任扛在肩上,层层传导压力,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结合巡视反馈指出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建议,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进行深刻剖析、对照检查,提出整改措施。二是加强干部教育和管理,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牢固树立尊崇党章、敬畏党纪的意识,开展遵守“六项纪律”和廉洁自律警示教育,增强守纪律讲规矩意识。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肃查办顶风违纪问题,防止“四风”问题反弹。三是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树立正确用人导向。认真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营造公道正派的选人用人环境。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加大对“祼官”清理力度。四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市场准入、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和行政处罚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防范廉洁风险。加强对会管金融机构和行业协会的监督管理,促进健康发展。  巡视办负责同志指出,银监会党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政治巡视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要高度重视中央巡视组反馈的意见,在条条要整改、件件有着落上集中发力,建立问题、任务、责任清单,逐一抓好落实,按时报告整改情况;要切实履行巡视整改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扎紧制度笼子,促进改革发展,确保取得整改实效。对巡视整改情况,要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开,接受干部群众的监督,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适时组织开展监督检查。  尚福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2015年中央巡视组第三轮专项巡视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彰显了党中央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银监会党委和系统各级党组织要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和反腐工作。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对银监会党委的专项巡视,是对银监会的一次“综合会诊”和全面检验,是对银监会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力促进,是银监会系统党员领导干部经历的一次深刻的党性再教育。巡视组发现和指出的问题,聚焦深刻,切中要害,提出的整改要求和意见建议,明确具体,指导性强,我们完全赞同,诚恳接受,坚决整改落实。重点从六个方面深化落实整改措施。一是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章党规党纪,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增强自己的问题必须自己“买单”的责任意识,对巡视发现的问题,既要主动认领,更要主动作为,以此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向深入。二是全面落实“两个责任”。要切实把党风廉政建设摆在党委工作的重要位置,定期听取汇报,专题研究部署。党委书记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对重要工作要亲自部署、重大问题要亲自过问、重要环节要亲自协调、重要案件要亲自督办。各级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加强问题线索处置,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发挥好巡视审计利器作用。三是要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各级党组织要坚决克服以法代纪的思维定势,深入开展“六项纪律”和廉洁自律警示教育,把党章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处处严守纪律红线,防止干部由违纪滑向违法。四是持续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要针对监管履职中的廉洁风险点和案件易发多发领域,紧盯重点人重点事,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五是切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各级党组织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健全完善党委决策机制、议事规则和党风廉政建设机制,切实把各项监管权力装进制度笼子,以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六是不断加强和改进选人用人工作。要紧扣巡视发现的选人用人上的突出问题,结合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切实改进选人用人工作,不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尚福林表示,根据巡视反馈意见,银监会党委将立即行动制订整改方案,建立问题台账,明确责任分工、整改措施、时间进度和完成期限,逐项督办落实。做到责任不落实坚决不放过,问题不解决坚决不放过,整改不到位坚决不放过,确保反馈意见件件有着落、整改事项事事有交代,不折不扣完成巡视整改任务。  中央巡视组、中央巡视办有关同志、中央纪委驻银监会纪检组全体同志,银监会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部分老领导,各银监局主要负责人,银监会机关各部门、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金融工会副局级以上干部,会管金融机构和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以及银监会党委组织部全体同志列席会议。

琼海市检察院对海南省粮食饲料公司经理潘正壮受贿55万元一审判处缓刑提出抗诉  8月16日,琼海市人民法院以(2016)琼9002刑初8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潘正壮受贿人民币55万元,数额巨大,判处被告人潘正壮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25万元。琼海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后认为,判决书认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但对被告人潘正壮适用缓刑不当,应予纠正。理由是:  一、被告人潘正壮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适用缓刑必须同时具备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等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案件的相关规定,贪污受贿人民币50万元以上的属于重大职务犯罪案件。本案中被告人潘正壮受贿人民币55万元,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属于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重大职务犯罪案件,故被告人潘正壮的犯罪情节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犯罪情节较轻”的情形,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被告人潘正壮虽然如实供述、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小部分同种其他犯罪事实、全部退赃,但仍不能适用缓刑。即便被告人全额交纳了罚金,认罪认罚,可从宽处罚,但不能突破刑法适用缓刑的条件。  二、被告人潘正壮受贿案属于法律规定的禁止适用缓刑的情形。被告人潘正壮受贿案是海南省检察机关查处的海南省粮食系统塌方式腐败系列案件中的一起,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源,粮食特别是储备粮攸关国计民生、社会稳定。被告人潘正壮等人利用管理储备粮的储备和轮换的职务便利,假公济私,挤占储备粮收购资金、无偿提供粮食储备仓库及设备供私企粮商使用,大肆收受私企粮商、建筑商给予的好处费,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社会反映强烈,且被告人潘正壮受贿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其情形符合两高《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职务犯罪案件时应当注意分析影响性案件案发前后的社会反映,对于情节恶劣、社会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案件,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被告人潘正壮受贿案属于法律规定的禁止适用缓刑的情形。  三、对被告人潘正壮适用缓刑不符合最高法《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两高《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上述两个《意见》都明确规定了对职务犯罪案件从严惩处,严格规范缓刑的适用。  为维护司法公正,准确惩治犯罪,震慑和遏制职务犯罪行为,琼海市人民检察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提出抗诉,要求法院依法判处。  受贿64.5万元被判缓刑 琼海检方依法提出抗诉  8月15日,琼海市人民法院对琼海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陈昌强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陈昌强在担任中国移动澄迈、儋州两地分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64.5万元,数额巨大,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如实交代大部分未被办案机关掌握的同种犯罪事实,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全额退赃,且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根据其犯罪性质、情节及悔罪表现,宣告缓刑对其所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可对被告人适用缓刑。判决被告人陈昌强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250000元。  琼海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陈昌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18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64.5万元,受贿跨度时间长,行贿人员众多,受贿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影响恶劣,不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中“犯罪情节较轻”的情形。其情形符合两高《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对于情节恶劣、社会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案件,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琼海市人民检察院以法院判决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不当,依法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中新社合肥6月20日电 (张俊)记者20日从安徽省纪委获悉,该省各市、县已陆续开展“酒桌办公”专项整治工作,规定省内公务接待除外事、招商活动外,一律不准饮酒,酒桌禁令成了安徽官场上的一条高压红线。  今年6月初,中央巡视组向安徽反馈“回头看”情况,专门提到“酒桌文化尚未得到有效治理”,“酒桌办公”成为社会关注热点。“酒桌文化”成为中共十八大巡视以来的又一巡视新词。  据悉,此次“酒桌办公”专项整治工作对公务活动宴请做了明确规定,重点整治“不请客吃饭不办事”、“请客吃饭乱办事”现象;规定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严禁通过“酒桌办公”要资金、跑项目、争考核名次或谋取不当利益;严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禁酒令还对各种猫腻和“擦边球”做了防范:严禁在开展调研、培训、召开会议等公务活动中接受公款宴请;严禁向下级单位和企事业单位及个人转嫁招待费用以及同城部门、上下级之间相互公款宴请等。  在安徽,因为喝酒导致的公职人员意外死亡事件曾经发生多起。公职人员以调研或交流学习名义,接受他人和企业宴请,超标准用餐饮酒,有人酒后倒在桌上“一觉不醒”,有人则是酒后驾车导致车祸身亡。这些喝酒造成的事故,均引发恶劣的社会影响。  对此,安徽省委书记王学军在此前召开的中央巡视组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动员部署大会上表示,要将作风建设抓到底,深挖潜入地下的不正之风。“酒桌办公”歪风名列其中。  “喝的是酒,喷的是口水,讲的是关系,办的是事情。”一句顺口溜概括了“酒桌文化”的实质。中纪委机关报对此发声称,一些干部放不下“不吃喝不办事、不给好处不做事”的错误权力观,把贪图享受、吃喝玩乐当成公职人员的应有“福利”,总是想方设法找酒喝、找饭吃,说到底还是以权谋私的“心魔”在作祟。(完)

1月30日,湖北省纪委公开通报了两起落实“两个责任”不力典型问题。湖北省畜牧兽医局和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管理局主要领导,因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力被问责,两个单位的纪委书记也因没有认真履行监督责任而被处分。全面从严治党,党委的主体责任要立起来,纪委的监督责任也要立起来。  北方俚语用“轴”来形容一个人固执、“一根筋”。纪委是党内的纪律监督组织,履行执纪监督职责,就要有“一根筋”的精神。监督责任是党章赋予纪委的神圣职责,如果纪委自身担当不够、监督乏力,就会在无形中给铁的纪律撕开一道口子。湖北省畜牧兽医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王兵,针对机关和畜牧兽医系统资金管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该发现的没发现,提了建议却没有正确坚持,事发后也不及时向上级汇报,最终在监督上失责、失声、失职,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可见,在其位要谋其政,作为纪委书记,没有平时工作的“一根筋”,有责不尽责、履责不到位,一旦出现系统性腐败、大面积违纪现象,岂能“独善其身”?  什么叫坚持原则,什么叫铁面无私?对纪检干部而言,就是要在日常工作多咬耳朵、多扯袖子,经常红红脸、出出汗,从苗头入手、从小事着眼,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纪律和规矩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纪委在关键时刻“唱黑脸”,就如在高压线前设下了一道“安全线”。执纪监督就要有“认死理”“一根筋”的精神,坚持纪律要求不松,对违纪现象“零容忍”。这样既是对自己肩负的使命负责,也是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个人负责。  敢于“较真”才是真正负责,勇于“叫板”方能履职尽责。事实上,目前有些纪检组织和纪检干部还没有认清正风肃纪形势、没有摆正自身位置。例如,有些纪检干部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只需党委“在前面扛旗”,纪委“听招呼”即可;又如,在一个单位工作,碍于情面,“不忍心”把问责的板子打下去;再如,看清了问题、找到了原因,也提出了意见,可是因阻力大、压力大,最终大事化小、“内部消化”。如果监督工作只是“蜻蜓点水”、“你好我也好”,最终影响的是整个部门的风气,带来“塌方式腐败”等恶果。这样的纪检干部也难逃被追责的结局。  权力与责任对等,有权要有责,有责须担当。执纪监督,就要有“一根筋”精神,从小处入手,向实处发力。面对不正之风、顶风违纪等问题,纪检干部不妨“轴”一些、再“轴”一些。(理观)

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却打起经商办企业的算盘;经营不善导致巨额亏损,又打起项目扶持资金的主意;“先拍板后走程序”,把项目扶持资金视作“私房钱”,想给谁就给谁,给谁都要“雁过拔毛”。福建省三明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原主任林春溪得知被组织调查后——  春节前夕,福建省三明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专门召开民主生活会,对经协办原主任林春溪违纪问题进行深刻剖析,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促进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秉公用权。  因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先拍板后走程序,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利用本人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谋取私利,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去年下半年,林春溪受到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据悉,林春溪涉嫌违纪问题线索是福建省委巡视组在巡视时发现的。2015年初,三明市委、市纪委根据省委巡视组移交的问题线索,成立调查组对林春溪违纪问题展开调查。  据调查组人员介绍,在前期调查期间,林春溪四处走动,私下联系涉案当事人,互相串供、销毁证据,订立攻守同盟,甚至假借生病住院治疗,干扰组织审查。  “当林春溪得知自己被组织调查后,还开始一系列事后‘补救’措施,如按原渠道返还方式转账退还赃款,与涉案当事人约定以微信朋友圈发信息、‘点赞’等方式串供,还‘请教’所谓熟悉纪律审查业务的‘专家’,并利用自己多年担任领导干部积累的人脉关系到处找人说情。”调查组人员介绍说。  翻开林春溪的履历,1955年出生的林春溪从一名村党支部书记到乡镇团委书记,再到明溪县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市委企业工委科长、副书记,市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务,1999年10月起担任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仕途可谓一路平坦顺意。  但林春溪并没有满足于现状,看着身边一些企业主生活优裕,他也打起了经商办企业的算盘,与单位原出纳冯某某合伙投资广告公司。没料到,他的“发财梦”却因经营不善被击碎,公司亏损上百万元。林春溪便企图通过捞钱弥补“窟窿”。  市经济技术协作办曾被林春溪视作是清水衙门,但因涉及大量的重点项目、社会公益事业项目扶持资金等,且资金使用管理灵活,便逐渐成为林春溪“捞钱”的渠道。  调查组人员了解到,林春溪无视组织纪律,很少参加组织生活,在班子里“独断专行”,大事小事“一言堂”,民主决策在他面前形同虚设,对重大问题往往是“先拍板后走程序”。而对于项目扶持资金则如同他自己的“私房钱”,想给谁就给谁,给了还要收取好处费。据统计,林春溪通过逾规避制、钻空子甚至形式化地走程序,为多家公司获得项目扶持资金提供便利,并收受、索取财物上百万元。  “一开始收钱时还会担心害怕,后来收得理所当然,最多在收钱的时候客气几句。再后来,就主动要求被扶持企业送钱,审批项目时会特意给被扶持企业打电话说‘今年我支持你的企业了’,对方便心领神会;有的企业没有及时送到位的,就三番五次联系要钱。”林春溪在自述材料里说。  老乡或老实人则是他猎取的主要目标。据介绍,林春溪在审批民营企业项目资金扶持过程中,结识市区一家公司总经理助理尤某某,一番询问得知两人是老乡关系。2010年和2013年、2014年,尤某某帮助其爱人申报社会公益事业项目扶持资金45万元,林春溪提出“单位有一些费用不好出,需要处理”。此时的老乡尤某某心领神会,分三次将25万元现金送到了林春溪的办公室。林春溪还要求尤某某所在企业支付其购买土特产费用20万余元。2014年,又在该企业财务报销3万元。2013年,林春溪又让三家公司分别承担其在县里一家大酒楼的请客接待费用共计5万元,在得知市纪委正在调查他的问题后,林春溪通知该酒楼将上述款项退给三家企业。  除此之外,林春溪还对亲友经营活动“倾力相助”,违规安排、拨付重点项目贷款贴息资金给亲友经办的企业,违规低价出租单位房产给亲友,等等。  “在为别人做事时夹杂着私利,党纪国法不容……”林春溪后悔不已。  今年1月,三明市对林春溪违纪问题进行了通报。目前,该市经济技术协作办正以此案为鉴,对此案暴露出的教育、资金使用管理、权力运行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排查,并建立起学习教育、对口帮扶资金申报安排、财务财产管理等制度,进一步规范项目资金扶持等各项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抓实抓细案后整改工作。(叶水江 黄鹏飞)

原标题: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农办有关人员违规公款旅游被查处  违纪问题通报  2016年2月,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纪工委对区农办有关人员违规变相公款旅游问题在全区进行通报。经查,2013年10月,区农办以到张家界参加业务培训为名,安排8名人员在培训期间到天门山、武陵源、凤凰古城等景区游览,并公款报销景区景点门票等相关费用36270元。2015年12月,区纪工委给予负直接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的区农办党组成员、水利局局长陈贵福党内警告处分;分别给予履行主体责任不力、负重要领导责任的区发改局党组书记、局长韦世品(区农办原党组书记、主任)和区农办副主任张绪荣党内警告处分和行政记过处分;责令履行监督责任不力的区农办纪检组长熊启新作出书面检讨;参加旅游的区农办会计熊齐莲、报账员王玲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公款旅游费用由参加培训人员退缴财政。  ●事件回顾  2013年9月,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农办接到中国××科技培训中心培训通知,要求各单位根据实际组派人员于10月参加在湖南张家界举办的“全国村镇供水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疑难问题解析与建后管理培训班”。9月16日,区农办原党组书记、主任韦世品召集召开主任办公会,同意由区农办党组成员、水利局局长陈贵福带队,一行8人参加为期5天的培训。  10月16日,陈贵福等8人到张家界某酒店报到。报到处通知每人需交纳培训费3800多元。“通知上不是说培训费是1200元吗?怎么让交这么多?”报到处工作人员告知了陈贵福他们具体的培训行程,即在酒店培训半天,然后到天门山、武陵源、凤凰古城等各景区“实地考察”四天半,费用全部开成培训费。  “这不是变相公款旅游吗?”听到这些,陈贵福有些担心,然后找参训人员一起商量。大家却说,平时工作辛苦了,既然这是“上级”的安排,也算是慰劳大家;再说,其他单位人员也参加了活动、又有开具的培训发票,回去后只要大家统一口径说全是培训应该也没什么事。抱着侥幸心理,陈贵福让一起参加培训的区农办财务人员王玲统一交纳了培训费用30776元,全体人员参加了各景区的游玩。回来后,陈贵福等报销了相关费用(含门票、观光车票、培训费及食宿费等)36270元。  ●查处经过  “培训”费用报销了,玩也玩开心了,公款旅游的事过去快两年了也没有出什么问题,陈贵福等人为他们的“聪明行为”暗自感到高兴。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2015年9月,贵州省毕节市审计局在百里杜鹃管理区2012年至2014年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中发现,农办存在以培训为名公款旅游的违规行为。10月,区纪工委监察局对区农办违规公款旅游相关责任人员进行立案调查。  调查中,区农办原党组书记、主任韦世品(现任区发改局党组书记、局长)和区农办副主任张绪荣均认为这件事是“上级”安排的,“培训”一事按程序开会集体研究决定,他们没有错。但当调查组人员质询他们对“培训”的真伪是否严格把关,在“培训”经费报销时是否严格审核时,他们都沉默不语。  而参加旅游的陈贵福等人认为这件事过去很久了,不容易调查,就联起手来,一口咬定只参加了培训,没有参加旅游。直到调查组将报销票据中的几张门票和观光车票摆在他们的面前,他们才承认了错误。陈贵福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王玲等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此外,百里杜鹃管理区纪工委还对履行主体责任不力的区农办主要领导进行问责,给予区发改局党组书记、局长韦世品(区农办原党组书记、主任)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区农办副主任张绪荣行政记过处分;责令履行监督责任不力的区农办、纪检组长熊启新作出书面检讨;公款旅游费用由参加培训人员退缴财政。(谢中林)

中新网6月7日电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近日表示,查处腐败工作一再表明,“违法”都是从“违纪”开始,大错都是由小错积累而成,腐败问题多数时间跨度长、违纪类型多、涉案金额大,如果能够早拉一把、早挡一关,就不至于越陷越深。  近日,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做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访谈,就“担负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这一主题与网友交流。  王儒林表示,严惩腐败和谈话函询,这二者之间紧密联系,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他指出,严惩腐败是做好谈话函询工作的重要支撑。山西谈话函询之所以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形成并保持了惩治腐败、狠刹“四风”和打黑除恶“三个高压态势”,在全社会形成了反腐正风的强大震慑。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高压,才促使有问题的干部丢掉幻想、放弃侥幸,把组织的谈话和引导看成是难得的机会,最终选择向组织主动交代问题。没有高压反腐的有力支撑,很难有政策疏导的顺利推进。  王儒林称,加大谈话函询力度是实现由惩到治的重要基础。查处腐败工作一再表明,“违法”都是从“违纪”开始,大错都是由小错积累而成,腐败问题多数时间跨度长、违纪类型多、涉案金额大,如果能够早拉一把、早挡一关,就不至于越陷越深。防止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现象,就是要把中间地带拉上“警戒线”,通上“高压电”,尤其是要把第一道防线扎紧,加强纪律建设,把更多的力量和精力放到红脸出汗、咬耳扯袖上来。加大谈话函询的力度,也是我们山西在付出沉痛代价之后的必然选择。  他指出,加大谈话函询力度是减少腐败存量的重要手段。山西加大谈话函询工作力度,还有治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特殊背景。这就是,山西的腐败存量,面广量大,怎么处理一直是困挠我们的一大难题。通过积极探索和运用谈话方式解决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教育引导有问题干部主动交代问题,继续跟党走,解决腐败存量的有效途径。

14张银行卡撂倒6名司法人员  为赢得一起借贷纠纷诉讼,河南顺天化工科技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顺喜从基层中院一路行贿到最高法。5年里,王顺喜先后用掉14张银行卡、24.7万余元,行贿8名司法工作人员。河南洛宁县人民法院近日公布,王顺喜因行贿罪获刑。据了解,目前,收受贿赂的8名司法工作人员中的6人分别受到党纪国法的追究。  行贿4名中院法官  2011年11月,河南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本不该由该院审理的借贷纠纷案。这起诉讼标的为8400多万元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原本应在上海、北京、郑州法院立案,新乡中院并无管辖权。  2009年4月,王顺喜经人介绍认识了时任新乡中院立案二庭庭长的王某丙,王某丙给王顺喜想出一个办法:申请新乡暂住证。2009年4月22日,新乡中院将该案立案,当年5月移交审判庭。2011年6月,王顺喜让其弟王某乙出面,开始“打点关系”。  王某乙“打点”的第一个人是新乡中院立案庭庭长王某丙。据王某丙交代,当时他借口单位马上要进行副处级职级的调整,如果参与竞争,请客送礼需要一笔开销。王某乙将一张存有3万元的邮政储蓄银行卡送给他。随后,王某乙、王某丙又邀请新乡中院负责审理这起案件的合议庭法官杜某、蒋某、梁某参加饭局,分别送给他们一张3万元的银行卡。  此后,立案庭长王某丙又两次收受三张银行卡,合计4.7万余元。2011年11月16日,新乡市中院作出判决,支持了王顺喜的部分诉讼请求。  贿赂省高院最高法  就在新乡中院立案的同时,被告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出了管辖权异议,2009年8月被新乡中院驳回,2009年12月又被河南省高院驳回。银河投资公司最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12年10月,王顺喜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纪检监察局原副局长李某吃饭,并送给他一张3万元的银行卡。另一名法院公职人员是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保护庭原内勤魏某。据魏某交代,2012年底,王顺喜送给自己两张各1万元、一张3万元的银行卡,希望帮忙协调让案件继续由新乡中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裁定,分别撤销新乡中院、河南省高院关于这起案件管辖异议的裁定书,撤销新乡中院关于这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案件由新乡中院移送河南省高院审理。河南省高院于2012年8月受理此案。  法院纪检干部帮打点  这起案件的最后一次行贿,是由时任河南高院纪检监察局副局长的李某亲自出面,行贿对象是河南高院负责这起案件的三名合议庭成员中的两人,包括担任审判长的张某和审判员司某。据李某供述,“2013年春节前,王顺喜给了我几张购物卡。于是我给张某、司某每人送了2张面值2000元的购物卡。”  2015年3月,王顺喜被洛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被逮捕。洛宁县人民检察院以行贿罪对其进行起诉,被洛宁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据记者了解,收受贿赂的几名法官也受到了不同的处理。其中,李某因涉嫌受贿罪,被移送检察机关立案。王某丙、魏某、李某三人已被另案处理。王顺喜被逮捕半年之后,他曾行贿的新乡中院三名合议庭法官,一人被免去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两人被免去副庭长职务。  据新华社

山东省济南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鲁豫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杨鲁豫简历  杨鲁豫,男,汉族,1957年3月出生,山东莒县人,1974年4月参加工作,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现任济南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1974.04--1978.03 河南省襄城县孙祠公社工作  1978.03--1982.01 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工程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学习  1982.01--1984.03 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人事教育局干部  1984.03--1985.03 重庆建筑大学教务处办公室主任  1985.03--1985.08 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人事教育局科长  1985.08--1987.07 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7.07--1989.10 国家建设部办公厅秘书、主任科员、副处级秘书  1989.10--1992.11 国家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办公室副主任、综合处处长、办公室主任  1992.11--1995.01 挂职任东营市副市长  1995.01--1995.08 国家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副司长,挂职任东营市副市长  1995.08--1997.12 东营市委常委、副市长  1997.12--1999.05 山东省建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99.05--2001.09 国家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司长  2001.09--2003.05 国家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司长(1998.06--2002.06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研究生)  2003.05--2007.04 济南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  2007.04--2008.02 济南市市委副书记  2008.02--2009.01 泰安市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  2009.01--2011.12 泰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党校校长  2011.12--2012.01 济南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  2012.01--2012.03 济南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2012.03--    济南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简历摘自济南市政府门户网站)

泰州向“懒政怠政”亮剑 首批“蜗牛奖”12个部门被公开曝光   中新网南京4月13日电 (记者 崔佳明)“泰州市财政局工贸发展处,未按期落实‘开放创新双轮驱动’战略扶持项目资金;靖江市新桥镇政府法制科,对某企业反映的涉企乱收费问题不认真处理,导致重复投诉;泰兴市人社局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办公室,未按规定及时办理多件群众医药费报销事项;兴化市住建局房管处抵押科,办理企业融资担保抵押业务履职不到位……”13日上午,泰州市政府向社会公布了首批“蜗牛奖”上榜名单,共有被认定的11事项,12个部门(单位)被公开曝光。  今年1月,泰州市对外宣布设立“蜗牛奖”,主要针对推进重点项目不得力、履行行政职能不到位、解决群众关切问题不及时的责任人。该市领导称,这个“蜗牛奖”并非一年一评,而是对照“任务项目化、项目目标化、目标节点化、节点责任化”,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向哪个环节“颁奖”,不仅名额不受限、类别不受限,而且级别不受限、区域不受限。  从今天公布的首批“蜗牛奖”上榜名单来看,既有市级机关,也有基层站所;既有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部门,也有外界看来高枕无忧的“清水衙门”。泰州市委常委、秘书长张国梁说,设立“蜗牛奖”,是对治理“不作为”“慢作为”的一个杀手锏,泰州希望通过设立“蜗牛奖”这一负向激励措施,倒逼各项工作高质量高效率、快推进快到位。同时,也恳请媒体朋友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一起来帮助寻找“蜗牛”,一起来帮助监督整改情况。  “蜗牛奖”评选认定如何做到过程公开、结果服众?泰州市效能办负责人说,市里坚持开门评“蜗牛”,通过开通举报热线和网络投诉信箱,公开征集问题线索,引导群众和媒体积极参与,并通过深入基层走访、受理群众投诉、研判网络舆情、开展工作督查等方式,收集梳理出一批“蜗牛奖”问题线索,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4月6日,该专门市召开2016年首批“蜗牛奖”认定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对前期排查出的“蜗牛奖”待认定对象及事项进行“开门评议”,12个事项、13个部门单位中,有11个事项、12个部门单位被认定为“蜗牛奖”。根据认定办法,该市效能办参加认定会议的代表除市级机关效能建设相关部门负责人外,还包括“两代表一委员”以及基层群众代表、企业家代表。“两代表一委员”以及基层群众代表、企业家代表占评定人员总数的近三分之二。  对此,张国梁称,获得“蜗牛奖”,将关乎“面子”“票子”与“位子”,除通过新闻媒体点名道姓予以曝光外,还将在年终对“蜗牛奖”获得者所在处室、单位予以绩效扣分,并扣除相关人员的年度绩效考核奖励。同时,相关部门还将对领到“蜗牛奖”的个人和单位进行回访跟踪、督促整改,凡整改不力、变化不大,将下决心予以组织调整。(完)

中新网6月7日电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近日表示,查处腐败工作一再表明,“违法”都是从“违纪”开始,大错都是由小错积累而成,腐败问题多数时间跨度长、违纪类型多、涉案金额大,如果能够早拉一把、早挡一关,就不至于越陷越深。  近日,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做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访谈,就“担负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这一主题与网友交流。  王儒林表示,严惩腐败和谈话函询,这二者之间紧密联系,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他指出,严惩腐败是做好谈话函询工作的重要支撑。山西谈话函询之所以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形成并保持了惩治腐败、狠刹“四风”和打黑除恶“三个高压态势”,在全社会形成了反腐正风的强大震慑。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高压,才促使有问题的干部丢掉幻想、放弃侥幸,把组织的谈话和引导看成是难得的机会,最终选择向组织主动交代问题。没有高压反腐的有力支撑,很难有政策疏导的顺利推进。  王儒林称,加大谈话函询力度是实现由惩到治的重要基础。查处腐败工作一再表明,“违法”都是从“违纪”开始,大错都是由小错积累而成,腐败问题多数时间跨度长、违纪类型多、涉案金额大,如果能够早拉一把、早挡一关,就不至于越陷越深。防止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现象,就是要把中间地带拉上“警戒线”,通上“高压电”,尤其是要把第一道防线扎紧,加强纪律建设,把更多的力量和精力放到红脸出汗、咬耳扯袖上来。加大谈话函询的力度,也是我们山西在付出沉痛代价之后的必然选择。  他指出,加大谈话函询力度是减少腐败存量的重要手段。山西加大谈话函询工作力度,还有治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特殊背景。这就是,山西的腐败存量,面广量大,怎么处理一直是困挠我们的一大难题。通过积极探索和运用谈话方式解决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教育引导有问题干部主动交代问题,继续跟党走,解决腐败存量的有效途径。

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向他人索贿50万元  扬州驻京办原副主任受贿获刑4年  江苏扬州驻京办原副主任徐建刚,利用他跟国家能源局某官员(另案处理)建立的联系和便利条件,接受江苏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某(另案处理)等人的请托,在李某与这名能源局官员之间进行介绍,并促成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吕四港电厂项目完成审批,其间向李某等人索取钱款人民币50万元。近日,徐建刚因犯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罚金人民币30万元。  徐建刚曾为扬州市发改委主任科员,2006年6月起兼任扬州市重大项目办公室副主任。从1995年开始,他长期驻京,主要工作是协助扬州市发改委上报的重大项目审批,沟通地方与中央部门的关系。  后扬州市委市政府撤销了扬州发改委驻京机构,合并到了市政府驻京办,2009年4月,徐建刚成为扬州市驻京办副主任,不过此时徐的人事关系全部在扬州市发改委,扬州驻京办也归扬州发改委代管。  徐建刚和这名能源局官员相识是在1994年,在一次到扬州考察项目时,徐建刚参与了接待工作,就此认识了这名官员。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10月至2009年12月间,徐建刚接受江苏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某等人的请托,在李某与能源局官员之间进行介绍,并促成吕四港电厂项目完成审批,其间向李某等人索取钱款人民币50万元。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徐建刚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应予惩处。鉴于徐建刚具有索贿情节,故法院对其依法从重处罚。考虑到徐建刚在其亲属协助下已退缴全部赃款,法院对其酌予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徐建刚有期徒刑4年,罚金人民币30万元。  文/本报记者 李铁柱

湖北省纪委监察厅12日就8起公款吃喝及违规接待问题进行了公开通报,8名干部分别受到党内警告、行政警告、留党察看等处分。  通报显示:湖北省咸丰县人社局干部丁勇光违规用公款购买烟、酒、茶叶等土特产,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恩施市卫计局党组书记、局长魏顺军公款同城吃请,受到党内警告处分。鹤峰县中营镇卫生院院长周阳民,在担任太平镇卫生院院长期间,违规公款接待,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同时,湖北省利川市环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唐锡盛,多次超标准接待,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宣恩县疾控中心副主任黄泽康,工作日午餐饮酒,超标准购买酒水,违规报销司机违章罚款,受到行政警告处分。来凤县三胡乡金桥村党支部书记杨云贵,工作日午餐饮酒,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巴东县银路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经理、银路公司党支部书记杨波,多次违规用公款开支香烟费用,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此外,湖北省建始县国土资源局产权股股长方兴,在担任市场开发服务中心主任期间,违规使用公款支付高消费娱乐活动费用,违规发放津补贴,违规公款接待,超标准缴存住房公积金,受到留党察看二年处分。(记者梁建强)

中新网8月4日电 据最高检网站消息,日前,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对河北省任丘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王生辉(正处级)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近日,江苏省委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在南京召开,今年首轮巡视工作正式启动。今年江苏省巡视重点是深入发现被巡视地区和单位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存在的问题。十八大以来,江苏省委巡视机构先后10轮对177个地区和单位开展巡视。去年,省委巡视组先后开展三轮巡视,共巡视5个省辖市、56个县(市、区)、11个省属企业和2所省属高校,实现对省辖市、省属企业和县(市、区)“三个板块”全覆盖。  创新巡视方式方法,让知情人士敢于讲真话、吐真言  省委巡视组聚焦监督重点问题,坚持挺纪在前,用纪律尺子衡量被巡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行为。对市县巡视,突出党政一把手及其他领导干部,紧紧围绕土地出让、工程项目、资源开发、惠民资金、专项资金等方面,着力发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谋取私利、插手工程项目等方面的腐败问题,查找发现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十项规定精神、违规选人用人等问题。  对省属企业和高校巡视,将主要负责人作为重点监督对象,瞄准资金管理、资产处置、资源配置、资本运作和工程项目等方面反映突出的具体事项,查找“三重一大”方面的违规违纪问题,着重选择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作为工作着力点。  各专项巡视组大胆创新方式方法,让心存侥幸者感到震慑常在,让知情人士敢于讲真话、吐真言,对相关举报人、知情人士由组领导“一对一”谈,消除谈话对象的后顾之忧,挖掘出一批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涉腐线索。巡视足迹遍布田间地头、车间矿井、校园等,了解反映强烈、矛盾突出、问题集中的地方和单位。  依据巡视移交问题线索,立案审查16名厅级干部、91名处级干部  江苏省坚持把成果运用作为确保巡视工作成效的关键环节来抓。只要是巡视发现的问题,省委巡视组都明确指出、按规范要求移送,真正让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省委巡视组通过强化边巡边改、全面整改、审核把关、督查督办等多项有力举措,确保巡视发现的问题件件有着落。一份份巡视反馈,既是一份份党风廉政建设情况的“体检报告”,也是对被巡视地区和单位党组织的一次及时“唤醒”。对巡视组指出的问题,被巡视地区和单位逐一认领、逐一整改、逐一对账销号。通过整改,“六项纪律”方面984个突出问题得到较好解决。整改结果在媒体上全面公布,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规范线索办理,全省巡视工作严格审核、准确分流问题线索,明确专人负责,组长、副组长逐一把关,确保分类科学、移交及时。健全了问题线索台账,坚持与省纪委案管室等方面定期对账,促进了问题查处。依据巡视移交问题线索,立案审查16名厅级干部、91名处级干部。(江苏省纪委)

中新网3月22日电 据贵州省监察厅网站消息,贵阳农村商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索美英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索美英简历:  索美英,女,生于1964年10月,布依族,198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8月参加工作,大学文化。  1986年8月—1990年3月 贵阳市农委办公室干部;  1990年3月—1994年4月 贵阳市农委办公室副主任;  1994年4月—1995年3月 贵阳市农委办公室主任;  1995年3月—1996年11月 贵阳市市委办公厅信息处副处长(正科级);  1996年11月—2003年3月 花溪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003年3月—2005年1月 花溪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2005年1月—2011年12月 省农信社贵阳办事处历任副主任、主任;  2011年12月—至今 贵阳农村商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有道是“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这话虽有些绝对,但仍能给人些许启发。可惜,身为浙江省杭州市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黄国峰并没有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在一帮所谓的“朋友”的影响之下,他心动于微利之诱,目眩于五色之惑,而为了过上“老板”式的生活,他把罪恶之手伸向了公权力。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黄国峰最终不得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在接受调查期间,他写下了数十页的忏悔书,心心念念的是家里“年近80岁的老母”和“7岁幼儿”,“想有机会可以照顾他们”,可惜啊,他的悔悟来得太晚了!  大额红包,令他的理想信念逐渐动摇  黄国峰可以说是杭州市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的“元老”。2003年公司成立之初,黄国峰就进了单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想靠自己的力量干一番业绩,并没有太多非分之想。  2005年,公司负责的杭州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开始大规模启动市场、市政等基础设施工程。  “感觉就是那一年起他开始变化了,打交道的圈子变得很杂,有不少搞工程、做生意的老板。”熟悉黄国峰的人回忆说。  这些老板看中了黄国峰手中的权力,一窝蜂似地拥上来想与他交朋友。  2008年,杭州农副产品物流中心的市场开业后成立了综合治理办公室,黄国峰担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整个物流中心的治安、交通、内部管理,以及同城管、工商、质检等部门的联系等。他的职权范围越来越广,手中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周围的老板朋友也越来越多,用他自己的话说“应酬都忙不过来,饭局都在排队”。  推杯换盏、觥筹交错肯定少不了。不过当黄国峰帮一位老板搞定一个稀缺商铺,人生第一次收到2万元大红包的时候,他还是颇感忐忑。黄国峰在忏悔书中写下了内心的徘徊:“收下怕以后被查处,退还给老板朋友又怕丢面子。”万分纠结后,他将2万元上交到了纪委的廉政账户。  徘徊缘于理想信念的不坚定。黄国峰的坚持,注定不会持续太久。每天和老板们混在一起,久而久之,他逐渐丧失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再也不去想这些老板接近他的目的是什么,对他是真情还是假意,开始把这些奔着他手中权力而来的老板当成自己的朋友,大开方便之门。  豪赌经历,促使他的防线迅速失守  黄国峰当时认为,只要不收钱,吃吃喝喝是不要紧的。私下里,他便经常和这些老板朋友吃喝玩乐、称兄道弟,工作和生活已经被这些老板朋友包围。黄国峰也渐渐习惯了这种骄奢淫逸、灯红酒绿的生活,不再觉得“别扭”和拘谨,并开始心安理得地接受老板朋友们出去旅游等方面的“邀请”。  终于有一次,黄国峰应一名老板之约去澳门旅游,还走上赌桌玩了一把。当时,该老板在赌场赌博输了数十万元,就让黄国峰帮忙赌一把转转运,还说“输了算我的,赢了算你的”。可能是新手往往伴随着好运吧,黄国峰不但帮着赢回了本钱,还赚了20多万元港币,老板把5万元港币给了黄国峰作为答谢。这一回,他毫不犹豫地收下了。  有了第一次,便有第二次、第三次……别人满脸笑容递过来的答谢费,他收得心安理得。经常有朋友到他办公室来“坐坐”,比如一个老板的物业补贴到位后,特意带了十几万元感谢费来到办公室。黄国峰交代:“钱是放在尼龙袋里的,我半推半就收下了。”有一次,他要带家人去香港玩,有个朋友来办公室送了5万元现金,让他好好玩、买点东西,他也笑着收下了。  攀比心态,让他靠吃拿卡要捞取好处  穿着名牌,坐着名车,一副“老板”做派。这是区纪委相关办案人员对黄国峰的第一印象。  “我也希望和这些老板们过着一样的生活。”案发后,黄国峰在接受调查时表示。但黄国峰明白,光靠自己的那点收入肯定不行,只能通过吃拿卡要来赚些“外快”。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想要拿,一个愿意送;一个出卖手中的权,一个送上手里的钱。工作在黄国峰的手里也就慢慢地变成了一门生意。  吃穿用追求名牌,用拿来的钱购买住房,用老板的钱去澳门赌博,一次输赢几十万元,“黄老板”在贪腐路上走得“坦荡”。  为什么这些老板会对黄国峰百依百顺?原来,应酬的时候,黄国峰都会拍着胸脯承诺,对这些老板给予特殊照顾。案卷上,黄国峰把自己的每笔“所得”写得清清楚楚,有几笔大额度的“礼金”令人心惊。  在担任杭州市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综合治理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期间,从相关执照和许可证办理,到企业补助资金申报等,都属于黄国峰的权力范围,不少事情基本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这之后,他把以权谋私做到了极致,并伙同杭州市农副产品管委会副主任张国平(已另案处理),在军用通信光缆改迁协议谈判过程中为他人提供帮助,一下拿了20万。  2012年,他的官路又向前走了一步,成了杭州市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黄董”、“黄总”,溜须拍马的人叫得亲切,黄国峰听着也十分受用。他听着奉承、拿着好处,给出“场地物业费可以给你便宜些”这样的承诺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多行不义必自毙。肆无忌惮地以牺牲国家和公共利益为代价,违规为他人提供“便利”,并借机牟取私利,这样的“生意”注定不能长久。2015年8月4日,余杭区纪委决定对黄国峰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9月30日,黄国峰被开除公职;12月1日,黄国峰被开除党籍,其涉嫌违法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执纪者说  古人云: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不善人交,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普通人交友需谨慎,领导干部交友更需慎之又慎。一旦权力与金钱成为朋友,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就极容易发生,黄国峰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不懂知人而交、择善而从的道理,他的防线节节垮塌,好比雪入墨池,虽融为水,其色愈污,终难自洁。  领导干部身居要位,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交错一个朋友,影响的不仅是个人名声,还有党和国家的事业。因此,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公私分明,慎重交友,谨记“人情之中有原则,交往当中有政治”的道理。(本报记者 颜新文 通讯员 余纪宣 孙明姝)

据重庆市纪委消息:日前,经重庆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对中石油重庆销售分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朱明玉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朱明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次参加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健身活动,违规决定兴建楼堂馆所;违反组织纪律,少数人决定公司重大事项;违反廉洁纪律,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违反生活纪律,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  朱明玉身为国有企业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纪律观念淡漠,道德败坏,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已涉嫌犯罪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朱明玉开除党籍处分。(重庆市纪委)

经江苏省委批准,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原副巡视员马邦勤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江苏省纪委)

中新网4月13日电 据杭州市监察局网站消息,杭州西湖区风景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章洪根涉嫌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忏悔人:钮长生  ●原任职务:江苏省宿迁市宿城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正科级)  ●涉案罪名:受贿罪  ●判决结果:2013年9月25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  ●犯罪事实:2011年3月至2012 年1月,钮长生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工程承包单位代表、企业负责人等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12万元,并在工程款结算、对企业资金扶持等方面为其提供帮助。  作为一名有着20年党龄的农村基层领导干部,我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不知不觉中,我走上了违纪违法道路,可平常却跟没有感觉似的,自己现在想来都感觉到心痛。  我愧对于党组织的培养,愧对于领导的关爱和同事们的信任。我本是一名普通的财务人员,党组织把我放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地方锻炼、培养,最终使我成长为一名基层领导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以后,我却没有把所有精力用在工作上,没有把防腐的决心放在心上。面对物质世界的种种诱惑时,我内心的杂念慢慢涌现出来,贪欲膨胀起来,最终越过了法律法规的底线,把一些不该拿的拿了,把一些不该占的占了。在工作上、生活上,组织给我关怀与照顾,可我却没有认识到服务好人民群众是我的本职,反而利用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权力,收受他人财物,使之成为自己发财的门道。  我愧对于自己的父母和妻女。我本来是家人的希望,可我却不断做错事,越来越偏离正确的轨道,深深伤害了他们。我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父母都有退休工资,平常还资助我们,目的就是让我离钱远些,做个干净的人。可现在,我却做错了事,我能够想到父母泪流满面的情景。我和妻子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依靠自己的工资,完全能够过上很体面的生活,可这却被我毁了。女儿还要一个月就要中考了,我不在家一定伤害了她,我好像看到妻子、女儿在偷偷流泪。  这段时间,我不断反思、反省。行使权力不能带有让别人心存感激的想法,面对他人给予的好处,首先应该想到法律,想到这是自己应该做的,可我却没有做到。我错在心为利所动,而不是主动抵制、防范。  说起来,我在工作中有时对自己要求也比较严格。可是,在面对一些熟人、朋友时,一时的侥幸心理就占据了上风,进而突破了自己的底线。归根结底,还是自己淡化了思想认识,没能严格要求自己。  希望自己的事例能够警醒他人,一定要在每件事上严格要求自己,在每个细节上严格要求自己,不是自己的,永远不要想,不要拿。否则,即使得到了也会失去,甚至失去的东西远远多于自己得到的东西。

湖北日报讯 (记者陶忠辉、通讯员余帝周、刘艳新)黄石纪委昨通报,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太子镇和佳采石场发生坍塌事故致2人死亡,24名党员干部受处分,其中3人被撤职,1人因存在渎职行为和涉嫌严重违纪,有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  今年1月14日晚上7点30分,太子镇和佳采石场北面山体发生崩塌,在作业区内7人被困,经过当地消防官员紧急救援,成功解救5人,2人不幸遇难。后经多部门联合调查,发现该采石场早在2014年就发现安全隐患,2015年10月在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的情况下,公安部门不再给该采石场审批购买炸药,但该采石场仍雇用工人,采用挖掘机作业,因连续下了几天雨,最终导致山体坍塌造成2人死亡悲剧。  为此,太子镇党委书记蔡华中、镇党委委员陈绪华被撤职。太子镇国土所所长朱丰生受到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黄石开发区国土资源分局监察大队大队长潘佳良违规呈报了和佳采石场开采许可延期手续,存在渎职行为。今年3月,潘佳良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进一步调查。此外,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马作才等5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太子镇镇长李朝明等10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时任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闵远良等5人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南方日报讯(记者/戴晓晓)日前,深圳市纪委对深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原局长曾建金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曾建金在担任深圳市城管行政执法监察支队支队长、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局长期间,违反组织纪律,不如实申报领导干部个人事项;违反生活纪律,长期与他人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要、收受他人财物。其中,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问题涉嫌犯罪。   曾建金身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理想信念丧失,违反组织纪律,违反生活纪律,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其违纪行为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给党的事业和形象造成严重损害,应予严肃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经深圳市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曾建金开除党籍处分。

精读北京账本之三公经费  本报讯(记者 李泽伟)本市市级部门三公经费中,公务接待费普遍下降,有单位降幅达到98%,经过削减,有单位公务接待费人均仅有12元,天安门地区管委会等多家单位没有公务接待费。此外,各单位的公务接待费还注明了接待国外团组的情况。  7家单位公务接待费预算数完全砍掉  各部门公布的公务接待费用事项比较详细,接待批次、人数、接待团组都有罗列,很多单位还特地注明接待外宾的人次和团组。例如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公务接待费69.81万元,注明了主要用于机场休息室租赁费、内外事接待餐费等。公务接待152批次,公务接待2849人次。其中,含接待欧洲侨领代表团、日本东京都议会代表团、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会代表团、蒙古乌兰巴托议会代表团、韩国首尔市议会代表团等外事活动代表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公务接待费30.21万元,公务接待1154批次,公务接待6259人次,其中外宾接待10批次,53人次。  将各单位2015年公务接待费用决算数和预算数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多个单位公务接待费出现大幅度下降,比如北京市商务委公务接待费2015年为0.11万元,比2015年年初预算数9.51万元减少9.4万元,下降幅度达到98.84%;市工商联公务接待费0.13万元,比2015年年初预算数4.78万元减少4.65万元,下降幅度达到97.28%,都属于下降幅度较大的单位。  天安门地区管委会公务接待费预算有13.5万元,但全年并没有该项花销,该项支出降幅达到100%,相当于完全砍去。市政府参事室、市农村建设办公室、西站地区管委会、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也是这样,这7家单位都有预算,但没有开支。  12家单位无公务接待费  经过严格控制,多个单位的公务接待费数额较低,比如市总工会2015年公务接待费只有0.1万元,公务接待13人次。北京市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务接待费0.40万元,公务接待152人次,人均只有26元。天安门地区管委会、西站管委会等12家单位,都没有公务接待费。  此外,也有单位该项支出较高,比如市高院公务接待费99.55万元,主要用于大要案件审理期间相关人员来访接待,法律援助人员接待等,国内公务接待894批次,公务接待13680人次。  一单位公务接待费人均仅12元  此外,经过严格控制,多个单位人均接待费都不高。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公务接待费只有0.1万元,公务接待3批次,公务接待82人次,算下来人均接待费只有12.19元,是人均接待费最低的单位,该公司解释,该公司2015年度的公务接待费用主要用于公司下属院校与其他的兄弟院校的德育文化建设交流活动。北京化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务接待费5.16万元,人均接待费用16.65元,该公司解释称,北化集团下属技师学院有3批国内接待,其中两次学生家长会招待费,一次新生统一报到,公务接待3100人次。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公务接待费6.65万元,公务接待3548人次,算下来人均接待费用18.74元。  市属委办局也有人均接待费较低的,比如市公安局2015年公务接待费112.86万元,公务接待45482人次,公务接待费人均24.81元,该局的解释称,主要是严格控制公务接待数量、规模和接待标准,公务接待费主要用于工作用餐。北京市医管局公务接待费0.45万元,公务接待20批次,公务接待225人次,人均只有20元。  同时,也有单位该项人均支出较多,比如市政府办公厅等6个部门,2015年决算数284.82万元,全年公务接待9782人次,人均接待费达到291元。  公车购置及运维决算比预算普遍下降  92个部门公车均价20万元  在本次公布决算的141家市级部门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决算与预算相比总体呈现下降状态。其中,北京市公安局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上面减少最多,其2015年决算数为9264.92万元,比年初预算数10583.13万元减少1318.21万元。  北青报记者发现,本次公布决算的141家市级单位中,市政协成为去年唯一一家购置新车的单位,更新公务用车3辆,车均购置费为27.98万元。  与往年相比,本次公布的141家部门2015年决算中首次公开了各部门拥有的公车总数及总价值,因此可以计算出各部门公车均价。北青报记者统计后发现,在141家市级部门中,拥有的公车均价普遍在20多万元。其中,北京市无线电管理局的公车均价最高,拥有的22辆公车总价为1187.86万元,折合起来均价为53.99万元。其次是北京市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工作新疆和田指挥部,16辆公车的均价为52.55万元。而均价在40万元档的有3个部门,北京市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工作青海玉树指挥部有公车7辆,车辆均价为49.75万元;北京一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拥有公车18辆,车辆均价在42.06万元;北京市卫计委拥有607辆公车,车辆均价在42.01万元。  此外,均价在30万元档的有18个部门,均价在20万元档的有92个部门,均价在10万元档的有18个部门,均价10万元以下的有2个部门。  记者注意到,这141家部门的公车运营维护费用大部分集中在车均1万元到3万元之间,车辆运营维护项目涉及加油、维修、保险等。也有个别部门车均运营维护费用超过3万元甚至超过4万元。其中,车均运营维护费用最高的为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其费用约为4.84万元。  文/本报记者 彭小菲 王晓芸  93个市级部门因公出国费减少2012.86万元  北青报记者统计发现,2015年因公出国(境)的市级部门有96个,共花费10203.29万元,相比预算减少了2012.86万元。  除了市文化局、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市文物局等5家单位因公出国(境)决算有所上升以外,大部分单位的因公出国(境)费用都在下降,而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市总工会、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等30余家单位在2015年度并未产生出国费用,决算为0。  因公出国(境)决算费用最高的为北京市教委,共计2966.44万元,比2015年年初预算数3483.17万元减少516.73万元。此外,市体育局、市高院、市旅游发展委、市卫计委、市科委等8家单位产生因公出国费用分别超过200万元。  大多数部门对因公出国(境)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其中公布得最为细致、篇幅最多的当属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该部门列出了去年出访意大利及法国团组、出访西班牙及匈牙利团组、出访法国等团组的详细情况,并对每一次出访的目的和行程都做了明确说明。  各单位出访的目的地分布在世界各地,但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其中,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等国家较受青睐。此外出访目的地还有俄罗斯、肯尼亚、日本、英国、爱尔兰、波兰、捷克、韩国等国家。 文/见习记者 蒋若静  数说  -三公决算总额前三(单位:万元)  北京市公安局:9530.81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8101.49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6360.73  -三公总额增加前三(单位:万元)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1295.19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事务协调局:140.9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88.34  -三公总额减少前三(单位:万元)  北京市公安局:-1417.83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1224.89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749.25  -因公出国总额前三(单位:万元)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2966.44  北京市体育局:273.01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38.43  -公务接待总额前三(单位:万元)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等六部门:284.8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130.63  北京市公安局:112.86  -公车运维总额前三(单位:万元)  北京市公安局:9264.92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8095.55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3263.66

为掌握全国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中央纪委在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39个中央和国家机关、111个中央企业、15个中央金融企业建立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月报制度。2016年以来,截至2月29日,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如下:

原标题:独生女收受近百万豪车“大管家”帮其情妇堕胎  据新华社电5月31日上午,深圳市政法委原书记蒋尊玉的女儿蒋丹丹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检察机关指控,蒋尊玉涉嫌收受的财物中,一辆价值84万多元的豪车是由蒋丹丹收下的,蒋丹丹涉嫌与蒋尊玉共同受贿。  5月16日,涉嫌收受他人财物超7000万元的蒋尊玉在广州市中院受审。5月31日,就在他受审的隔壁法庭,女儿蒋丹丹也站在了被告席上。  公诉人指控,蒋尊玉为深圳市地业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提供帮助,该公司董事长卢某坚贿送蒋丹丹一辆价值84.18万元的博斯特小轿车,作为“结婚礼物”。  蒋尊玉在侦查阶段的证言显示,2008年,卢某坚公司的某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做好水土工程和水务工程才能达标,按常规这一工作应由开发商承担,但卢某坚找到蒋尊玉帮忙,让水务局下属公司承担了这两个项目和全部费用。为了感谢蒋尊玉的关照,卢某坚送了蒋尊玉1100万港元,又给蒋丹丹送了一辆豪车。  蒋丹丹在法庭上供述,卢某坚经常来家里做客,是蒋尊玉比较熟的朋友,逢年过节都给她送红包。“当时可能是我快结婚了,卢某坚来到我家,把一部车的车钥匙给了我。我父亲当时在场。”  后来,蒋尊玉觉得女儿开豪车太招摇,让女儿把车转卖给自己的亲信李卫平,李卫平从银行转账给蒋丹丹80多万元。蒋尊玉担心留下痕迹,又让蒋丹丹把钱还给李卫平。李卫平又给了100万元现金给蒋尊玉的老婆,但蒋家一直没有支付给卢某坚车款。  与卢某坚相比,李卫平更像是蒋尊玉的贴身“大管家”。蒋尊玉在庭上说,他与李卫平常在一起玩牌,女儿直接喊李卫平“舅舅”。  纪检部门一份材料显示,李卫平利用蒋尊玉的影响力帮人办事、为权钱交易牵线搭桥,甚至帮助安排蒋尊玉的情妇堕胎。

错把谬论当信念 心无戒惧陷歧途  ——鄂州市梁子湖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詹东林违纪问题剖析  詹东林,男,1965年5月出生,1983年9月参加工作,1994年6月入党,历任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区经济发展局局长、招商局局长等职,2014年2月任梁子湖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5年8月21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  德无杂质,行不乱章。共产党员有了理想信念,才会心无杂念。可詹东林错把谬论当信念,心无戒惧,结果一步一步走上歧途,教训深刻。  谬论一: “有权不为己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梁子湖区是湖北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也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詹东林开始也是勤奋敬业的。  2006年5月,组织提拔詹东林为梁子湖区经济发展局(后更名为经济发展改革局)局长、招商局局长。当了区直部门负责人,詹东林更是干劲十足,一心想着为梁子湖区多争取一些项目回来,为老百姓造点福谋点利。他的工作一度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成为梁子湖区的风云人物。  然而,在一片光环和赞誉声中,詹东林“飘飘然”了,他被冲昏了头脑,忘乎所以,认为自己几十年从最基层一步步走过来,每一步都是自己奋斗的结果,把同志们共同的劳动、把集体的荣誉、把组织的培养统统甩在一边,甚至荒诞地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有权不为己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等谬论当成金科玉律。  这些“有毒”的种子在詹东林心中渐渐生根发芽,也使他在违纪泥潭中越陷越深。  2009至2010年间,詹东林等趁国家淘汰落后产能项目之机,采取更改企业资料、变更注册企业名称和法人等方式,套取国家项目补贴资金182.5万元。  2013至2014年间,经詹东林审批同意,梁子湖区经济发展改革局以节日加(值)班补助等名义违规发放津补贴3.92万元。  甚至在即将离任之际,詹东林仍顶风违纪,费尽心思“捞一把”。2013年6月,他得知自己有可能要去区人大任职,离任在即,他有点“恋恋不舍”,惦记着这几年来自己苦心经营为单位留下的大笔资金。虽说当时中央八项规定已出台,但此时的詹东林财迷心窍,什么纪律都不顾,他与副局长张某、刘某及财务人员高某等人一起商量,准备每人分5万元,并各自准备5万元发票在单位账内报销。于是,20万元的国家财产被他们合力瓜分,同时,也酿成了梁子湖区经济发展改革局一正两副三名局长及一名财务人员的集体腐败案。  谬论二:  “挺上两三个月,抵坐三五年牢”  詹东林出身于教师家庭,自己也曾当过老师,先后在乡镇、区直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在梁子湖区经济发展改革局担任主要领导长达8年之久。  多岗位的历练,让詹东林自以为阅历丰富,不把党的纪律放在眼里,即便有可能被组织调查,他也认为只要“挺上两三个月,抵坐三五年牢”。从2015年6月开始,他就着手应对组织调查。特别是听到省委巡视组了解其问题的风声后,一方面四处打探消息,一方面加紧做应对调查的各种准备,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他多方打探如何对抗组织调查,在家提前进行各种“模拟训练”,“预演”组织调查,“鼓励”自己坚持到最后;“紧锣密鼓”地与梁子湖区经济发展改革局副局长张某(另案处理)等订立攻守同盟,绞尽脑汁应对调查。  2015年8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詹东林正式接受组织调查。接受调查期间,他口头上讲要积极配合,争取组织宽大处理,但当执纪人员与其谈话时,要么缄口不言,要么提供虚假信息,始终不承认自己有任何违纪行为。他心存侥幸地认为,有“预演”作铺垫,自己肯定“没事”。  然而,詹东林的如意算盘注定要落空。执纪人员深入调查,掌握了大量证据。在扎实的证据面前,詹东林内心的“坚定”变得忐忑不安,他发现之前的行为其实很“小儿科”,之前的“攻守心得”其实就是给自己开的一服“麻醉药”。执纪人员耐心细致地给他做思想工作,眼见无可挽回,他满腔的侥幸一溃千里,如实地交代了违纪事实。  谬论三:  “职位低不显眼,隔墙砖头砸不到我”  用詹东林自己的话说:“单位小,人少好办事,所以把监督当成了摆设,对他人的管理放松了,自己更是游离在监督之外。”  上梁不正下梁歪。詹东林的胡作非为,直接导致梁子湖区经济发展改革局与项目单位代收代支管理混乱,基本上到了失控的地步。部分干部职工合谋、变相套取公款,合伙私分项目资金和存款利息,项目资金私存放贷、乱发津补贴等,怎一个乱字了得。  对反腐高压,詹东林认为:那是“隔墙扔砖头”,砸不到自己,自己职位低、不显眼,贪一点、收一点没人管。正是这种侥幸心理,让他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错机会。据他自己交代,他曾几次想和副职商量,准备把公款利息入单位账,几次想主动向组织交代清楚,但又相信时间能抹平一切,相信串供时“盟友”们的表态发誓,心想事情不会被发现,能蒙混过关。结果作茧自缚,悔之晚矣。(鄂二纪)  执纪者说  单位小,问题大;经济不发达,仍有贪腐温床。詹东林的违纪问题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詹东林案警示我们,要切实加强对职务、级别不高,但身处关键领域、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监督。要把纪律和规矩挺起来,抓早抓小,增强监督的有效性,发现苗头性问题,及时咬耳扯袖。要严格执行“一案双查”,对疏于监督管理,致使班子成员或下属单位发生系统性腐败问题的,严肃追究领导责任。要切实搞好领导干部的定期交流,防止人熟、事熟,个人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约束。要使权力运行“去神秘化”,增强透明度,特别是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腐败易发多发领域和环节,做到权力运行全程公开,防止暗箱操作。  事实证明,主动接受监督的干部一般较少犯错误,拒绝接受监督的干部则很容易走向腐败。詹东林没能把握好手中的权力,将组织赋予的权力当作了敛财的工具,毁掉的不仅是自己30多年来的事业和荣誉,同时也赔上了自己的后半生,代价何其惨痛!(鄂二纪)

四川在线消息:6月12日,记者从省人民检察院获悉,近日,四川省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储备中心原副主任刘光荣(正处级)涉嫌受贿犯罪一案,经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阿坝州人民检察院依法向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刘光荣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刘光荣,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阿坝州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光荣利用先后担任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开发整治服务中心主任、土地储备中心副主任的职务便利,在项目招投标、购买耕地指标、工程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4000余万元,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网站截图

中新网2月14日电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经河南省委批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曹卫平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曹卫平简历  曹卫平,男,1957年4月出生,籍贯山西榆社,郑州大学政治系政治专业毕业,学士。  1999.10~2002.07,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庭长;  2002.07~2005.05,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副厅级);  2005.05~2010.07,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  2010.07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2011.06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2016.02 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图/简历来自中国经济网)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