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工信委原副主任陈瑞宏涉严重违纪被双开

来源:郴州生活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年01月04日 02:38

张浩/漫画  打虎,“指定管辖”很厉害  ■上级司法机关决定将其负责办理的案件由下级司法机关办理,或者将下级司法机关负责办理的案件指定其他下级司法机关办理,是刑事诉讼指定管辖的重要情形。十八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高官超过百人,其中90%都是采用“指定管辖”办法。  ■指定管辖和异地审理有利于排除一些弊端和干扰,回避了官员在原任职地的人际影响,能够保证案件的依法查办和公正审理。  有媒体统计官方发布的消息显示,中纪委今年一季度已完成对11名省部级官员严重违纪问题的立案审查,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11名官员是:白恩培、梁滨、聂春玉、白云、秦玉海、隋凤富、杜善学、武长顺、陈川平、朱明国、王敏。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5年工作报告中一次性列举了28名省部级以上干部职务犯罪案件。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这28名高官的审判安排,将依法公开审判。据此,有媒体将2016年称为“审虎年”。  另据公开资料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已超过百人,其中90%都是采用“指定管辖”办法——被指定到了官员曾任职以外的地区提起公诉、审判。  刑事诉讼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下,在侦查、起诉、审判省部级以上官员职务犯罪案件中,指定管辖很有必要,目前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这项制度的运用,总体形势良好,有效惩治了当前频发的省部级高官腐败案。  大致经历相同的被查办轨迹  中纪委移送——最高检审查立案(或交办)——审查起诉——异地受审——秦城监狱服刑。十八大后,已经获刑的省部级高官,大致都经历了这样相同的被查办轨迹。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在河北廊坊受审,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山东烟台被提起公诉……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近年来,一大批省部级高官职务犯罪案件,由最高检直接立案侦查或交给省级检察院查办;侦查终结后,再依法指定地方检察机关起诉。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建伟表示,对于社会关注度高、案情复杂的腐败大要案,一般采取指定管辖、异地审理的方法。刑事诉讼法对指定管辖有明确的规定,最高检、最高法也都出台过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对指定管辖的适用。他说:“指定管辖一般会产生异地审理的后果,过去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使用较少;而在当前,指定管辖、异地审理是应对高官腐败案的一种很有效的司法模式。”  指定管辖适用于腐败案件始于2001年,辽宁省沈阳市“慕马大案”案发后,中纪委在当地办案屡屡受到阻挠和干扰,连续有司法人员因泄密而被追责。为了切断“关系网”,最高法指定江苏省和辽宁省的7个中级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之后,高官职务犯罪异地审判的模式逐渐明朗,如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在天津受审,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在重庆受审,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在河南受审等。  “指定管辖和异地审理有利于排除一些弊端和干扰,回避掉官员在原任职地的人际影响,能够保证案件的依法查办和公正审理,对司法公正具有积极作用。”张建伟说。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立案侦查或者组织、指挥、参与侦查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案件,也可以将本院管辖的案件指定下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下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我们通常说的管辖权,指的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管辖。换言之,侦查管辖、起诉管辖通常是对应审判管辖确定的,但侦查管辖和起诉管辖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空间。”陈光中认为,从侦查属性上看,司法实践中奉行上命下从、一体化的办案模式,理论上最高检直接侦查或交办案件,再由“两高”指定地方司法机关起诉、审判,这些都没有问题,在法律上没有障碍。  侦查管辖可以有灵活性  “一般来说,在全国范围内影响重大的案件,最高检反贪总局会直接立案侦查,如周永康案、令计划案、苏荣案等。但是,反贪总局的办案力量毕竟有限,省部级以上官员的案件一旦多了,最高检就只能将侦查权下放指定给省级检察院管辖。”陈光中说。  对于省级检察院来说,在查办省部级官员职务犯罪案件时,往往会采取成立办案组的模式来完成办案任务。比如,最高检指定山东省检察院侦办季建业案,山东省检察院从烟台市检察院整建制抽调26名检察官组成了办案组;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案,就是由河南省检察院反贪局成立办案组来侦办的。  “对于检察机关来说,成立办案组也好,异地办案也好,都没有问题,因为检察工作本来就奉行一体化的机制和上命下从的领导关系。成立办案组的实质,就是集中优秀的办案资源突破大要案。”北京市密云区检察院检察长张京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对此,张建伟也有同感。司法实践中,省部级高官的案情往往重大、复杂,仅依靠一两个侦查员的力量,难以完成查明犯罪事实这样一个重任。而成立专门的办案组,可以集中或者抽调各类侦查人才,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进而达到顺利侦破案件的目的。  省级检察院侦查终结案件后,最高检再依法指定该省的某地市级检察院向同级的中级法院提起公诉。例如,季建业案侦查终结后由烟台市检察院向烟台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郭有明案侦查终结后被移送至南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也有一些省部级官员案件,在最高检反贪总局直接立案侦查终结后,再交由地方检察机关起诉。对此,张建伟认为,此种做法也较为合适,符合中国国情,“如果由最高检直接提起公诉,案件一审就会由最高法审理。被告人的上诉就成了问题,交由地方司法机关审理,从司法程序上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有时候,侦查管辖和审判管辖也可以不一致。”陈光中举例说,陈良宇案由吉林省检察院侦查,后来指定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审判;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案,由最高检抽调吉林省检察院反渎局侦查,再依法指定给福建省福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办理职务犯罪大要案,由于案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侦查管辖可以有灵活性”。  指定管辖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指定管辖是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按照法律规定,最高法和最高检对指定管辖都有决定权。”陈光中说,无论是最高检直接立案侦查,还是交由省级院查办,指定地方检察机关起诉,不能一概而论好与坏,指定管辖的价值目标有两点,“一是追求司法公正,二是考虑司法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周永康曾经的四位“下属”皆在湖北受审:蒋洁敏在仙桃受审、李春城在咸宁受审、郭永祥在宜昌受审、王永春在襄阳受审;周永康本人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李东生、冀文林却在天津被起诉。  司法实践中,最高检会把案件指定给哪些地方检察院办理?指定管辖的选择标准又是什么?  “具体指定哪个地方司法机关管辖,最高司法机关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有办案能力水平、司法环境好坏、司法经验是否丰富、换押时的交通便利条件等;对于最高法来说,还要考虑审判地法院的法庭场所等软硬件设施。”张建伟分析。  “北京市检察机关的办案能力在系统内公认比较强,北京又是中央国家机关所在地,因此,北京市检察机关办理的大要案数量一直位于全国前列,比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王素毅案、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案等。”有关人士透露。  另有公开报道称,在审判薄熙来前,济南市中级法院审理过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首都机场原总经理李培英等大要案,因此,济南市中级法院被称为“审判经验丰富”;而天津市检察机关在公诉周永康前,曾公诉过湖北省原省长张国光、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等大要案,“公诉能力较强”。  “这里面还有一个地理因素,北京到天津的城际火车只需30分钟,济南到北京高铁也就一个多小时。判决后,无论是从天津还是济南,到秦城监狱距离并不远,交通较为便利,方便换押工作和官员服刑。”张建伟进一步分析。  在南方,基于节约司法成本、方便诉讼的角度考虑,一般距离较近的省份可能被指定办理邻近省份高官案件。例如,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案就由相邻的安徽省检察院侦查办理;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案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张建伟称,现实中,“打老虎”适用指定管辖,“拍苍蝇”未必就需要“异地审理”,采取何种司法模式,要视个案情况而定。  由谁出任公诉人、审判长  记者梳理诸多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发现,被指定管辖所在地的检察院和法院,在承办这类案件时格外重视,多数案件均由副检察长出任第一公诉人,由法院副院长担任审判长;还有一些案件中,更是由检察长直接出庭支持公诉,中级法院院长任审判长,比如在审理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案时,就是由南阳市中级法院院长庞景玉担任审判长,南阳市检察院检察长薛长义出庭支持公诉的。  “由谁担任公诉人和审判长,不能光看领导层级的高低。在司法改革的当下,检察长、法院院长都要带头办案,检察机关有许多领导,就是从优秀公诉人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组织协调能力和驾驭庭审的能力都比较强,公诉经验、审判经验都比较丰富,善于处理突发情况和复杂局面,从这个角度来说,无可厚非。”张建伟举例说,当年在审判北京市委原书记陈希同案时,站在公诉席上的是有“首都第一公诉人”美誉的方工,审判长就是后来担任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的慕平(已退休),这两位是当时北京政法界的“精英”。  “公诉是中国检察机关核心的标志性职能,公诉人无论是出庭公诉还是行使法律监督职责都是代表国家进行的。”陈光中相信,随着检察机关承担的办案任务越来越繁重,职务犯罪案件的公诉工作也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培养更多的优秀公诉人才骨干是长远大计”。(汪文涛)

四川新闻网成都4月19日讯(记者 董焦)4月19日,四川新闻网记者自省纪委获悉,四川省南江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耀东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何耀东简历:  何耀东,男,汉族,巴中市南江县人,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四川省南江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1965年12月出生,1987年7月参加工作,199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7年7月至2001年10月,四川省南江中学工作;  2001年10月至2012年8月,任四川省南江中学党委委员、副校长;  2012年8月至今,任四川省南江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中新网北京3月8日电 (记者 刘相琳)“管多了不叫自治,不管就不是自治,是自流。”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巴南区委书记李建春8日在北京呼吁,尽快出台相关条例,明确上级部门对村民自治组织的指导和监督,挤压“村官腐败”的生存空间。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推进,资金、资产、资源(简称“三资”)开始在农村基层聚集。加之国家对“三农”补贴力度逐年加大,村官的权力寻租机会随之水涨船高。而农村基层的监管力量相对薄弱,监管机制也不尽完善,导致村干部违纪违法案频发,其中不乏有涉案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巨腐村官。  李建春说,导致相关职能部门监管不力的原因,既和基层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相关,也与基层村组织特有的组织生态有关。农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都由农民兼任村支书和村长,管理自治水平有限,三资问题突出。在他接到的信访件中,有四分之一涉及到三资管理问题。  “监督管理有难度,源自监督没有明确的依据。”李建春说,在《村民自治条例》等管理条例中没有表述上级部门的监督职责和范围。上级部门在履行指导和监督职责时,理不直气不壮。  然而让李建春欣喜的是,各地相继出台了农村三资管理办法。他表示,管理办法明确了监督管理到什么程度和深度,既体现了村民自治管理,又完善了监督管理措施。不过他认为,农村工作监督管理涉及面广,不仅仅只有三资问题,希望在“十三五”期间完成或完善相关法律条文,强化镇街党委政府对村居自治组织的指导和监督。  李建春认为,社会治理中最薄弱环节是村一级自治组织,主要问题在于村社干部队伍不稳定,没有真正承担起社会治理职责。由于是自治组织,村干部的待遇不尽一致,这也导致了村官腐败发生。他建议,对村干部在社会治理中具体发挥何种作用需清晰定位,进而明确其身份待遇,让他们承担起社会治理的责任。

中国吉林网讯 记者 王小野 日前,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韩增义腐败案在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韩增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受贿金额达到1617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并处罚金150万元。  被告人韩增义,1963年出生,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5年9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7日被逮捕。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5年间,韩利用其担任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招投标、项目变更、工程款结算、安排工作、存贷业务等方面提供帮助,多次在自己办公室、住处、茶馆等地,非法收受江某、张某、赵某等19人给予的财物257万元人民币、156万美元、36万欧元、2万英镑、黄金1650克(价值人民币48.6715万元),折合人民币共计1617万余元。  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韩增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韩增义犯受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经查,韩退回全部赃款,当庭自愿认罪,具有悔罪表现,可以依法从轻处罚,故作出以上判决。  据公开资料显示,现年53岁的韩增义,除曾于敦化市挂职锻炼外,其履历均在公路系统。2006年前后,他出任了吉林高速公路集团公司董事长。上市公司方面,2008年8月,韩增义担任了东北高速的副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2009年,东北高速一分为二,拆分成龙江交通和吉林高速两个上市公司。吉林高速独立上市后,韩增义先是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后在2013年接任公司董事长。  中国吉林网记者搜索时注意到,网上关于韩增义的公开报道十分有限。他最后一次见诸报端是在2015年3月初的吉林高速集团领导班子会议,他会上要求,要树立新风正气,加强廉政建设,“特别是加强公共资金和国有资产管理,杜绝违法操作”。  2015年3月31日晚间,吉林省纪委发布消息,韩增义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近一年半后,韩增义腐败案在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韩增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受贿金额达到1617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并处罚金150万元。  部分受贿事实  2009年春节至2014年中秋节期间,韩收受吉林省某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某70万美元、36万欧元,折合人民币共计747.1836万元。  2011年春节至2014年秋天,韩发现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借用工程资质施工的情况下没有予以制止,并受该公司董事长张某的请托,在工程款结算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6次收受张某7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共计440.321万元。  2011年3月至12月间,韩受中国某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销售分公司副总经理赵某的请托,在某公路加油站经营权租赁方面提供帮助,两次收受赵某人民币共计120万元。  2012年5月至2015年初,韩某受吉林省某工程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某的请托,在拨付某公路机电项目01合同段的工程款方面提供帮助,先后4次在自己办公室收受王某人民币共计70万元。

新华报业网讯 3月15日起,为期一个半月的江苏2016年首轮巡视全面展开。目前,江苏省委9个巡视组已陆续进驻37个省级机关部门、单位和省属高校进行专项巡视,进驻4个地区进行“回头看”。  从去年4月开始,江苏在2015年进行了三轮巡视,各级纪委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交汇点统计了江苏省纪委官网清风扬帆从去年4月至今的通报数据,试着给大家拼出一张江苏的反腐地图。  哪个地市违纪官员最多?  根据从2015年4月至目前的省纪委通报数据,关于江苏十三地市违纪官员的通报一共有53人次。另有2名通报对象来自江苏省物价局和江苏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  在江苏各地市中,哪里违纪的官员最多,哪里又最少呢?一张图带你来了解。  制图杨茜 (注:统计数据从2015年4月截至目前)  省纪委公布的违纪官员,数量最多的是常州,为10人次;其次为南京,为8人次;淮安排名第三,为6人次。  通报人数最多的常州,10人次均来自不同单位。而南京市的被通报对象较集中,南京广电集团被通报4人次,南京市卫生局和南京粮食集团各有2人次被通报。  违纪官员通报最少的是宿迁和南通,均为0人次,其他比较少的还有徐州,为1人次。  引人关注的是,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苏南地区,也是江苏反腐的“重灾区”。包括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常州在内的苏南地区,总计有32人次被通报,超过了被通报人数的一半。而包括扬州、泰州、南通三市的苏中地区,仅有7人次被通报,包括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盐城5市在内的苏北地区,则有14人被通报。  哪些领域贪腐案件高发?  交汇点注意到,从去年4月至今的违纪通报案件涉及各个领域,反腐并无“死角”。其中,占比最大的是机关事业单位,其次是科教文卫领域,还有环保、水利、财税、房产、政法等都属于查处重点领域。另外,地方人大和政协系统被调查的官员数量也较多,但贪腐事实多发生在之前所担任的职务任期内。  值得一提的是,交汇点还发现各领域中,被通报的名单中,位居所在单位“一把手”的领导干部也不在少数。  据媒体公开报道,江苏省物价局副局长蔡敦成作为仇和在宿迁多年的下属,两人有非正常利益往来。江苏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原局长邵毅1953年出生,在履职华东有色地勘局前曾任宿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在公开报道中也多次提及“与仇和搭班”的往事。  地方政府方面,比如徐州丰县县长郭学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此外还有多位乡镇街道的”一把手“,如苏州市相城区区委常委、元和街道党工委书记胡巧根,昆山市张浦镇党委书记李国良等。  在经济领域,有南京粮食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赵家福,连云港市连云区海洋与渔业局局长邵登斌,苏州国际发展集团原副董事长、苏州信托公司原董事长朱立教,盐城市新滩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王晓明,无锡市太湖新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局主席张明春,兴化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陈长宽等。  省委巡视组派出,交出怎么成绩单?  一听到巡视组要来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纪委派人来了。但巡视组其实并非纪委派出,根据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设立巡视组,承担巡视任务。这就明明白白告诉你了,党中央和各省区市党委才是各级巡视组的“娘家”。  作为江苏省委反腐“尖兵”、纪律审查“前哨”,省委巡视组所到之处,必有“老虎”“苍蝇”应声倒下。去年,我省共进行了三次专项巡视。记者发现,每次巡视后都有一波违法违纪行为浮出水面。比如去年3月30日开始,省委巡视组对苏州、无锡、泰州、徐州、宿迁等5市开展常规巡视,部署巡视工作才3天,泰州兴化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陈长宽就因涉嫌违纪被调查。4月22日,总部位于无锡的国电光伏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徐忠接受组织调查。  今年3月8日,江苏省2016年第一轮巡视部署启动,对26个省级机关部门、单位以及24所省属高校党组织开展巡视,并对南通市、常州市、洪泽县、睢宁县等4个地区开展“回头看”。随后,常州日报社党委副书记朱跃峰、常州市天宁区政协原督导员吴洪法等人的违纪行为先后被通报。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拓

中新网2月6日电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日前,经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决定,指定六盘水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黔南州政协副主席闵路明(副厅级)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中新网4月5日电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济南铁路局原副局长罗洪祥(副局级)涉嫌受贿一案,由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定潍坊市人民检察院立案管辖,潍坊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侦查终结后移送该院公诉二处审查起诉。日前,潍坊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罗洪祥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罗洪祥,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潍坊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罗洪祥在担任胶济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济南铁路局青岛普集路职工住宅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青岛北站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济南铁路局副总工程师兼土地房产管理处处长、房改办公室主任、济南铁路局副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河南新乡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主任李巨峰被调查  据河南省纪委消息:经河南省委批准,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主任李巨峰(副厅级)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河南省纪委)

日前,云南省纪委通报了部分地区查处的6起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被问责典型问题。  1.昭通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张昌恒因单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问责。2012年6月至2015年7月,张昌恒任昭通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期间,同意昭通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违规向招标代理公司收取“专家评审费”共计205.1万元,违规将其中的180.24万元发放给单位干部职工(截止2016年8月16日,违规发放干部职工的资金已收缴86.38万元,其他的正在收缴);违规将收取的保证金分4次以定期存款的方式存入昭通建行获取利息60余万元。t同时,张昌恒同意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违规向4位副局长发放汽车燃油补助费5.24万元(已收缴上交财政)。2016年5月,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等问题,张昌恒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免去昭通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  2.大理州巍山县原县委常委、副县长杨利军因分管部门多人违纪违法被问责。2011年11月至2015年2月,杨利军在担任大理州巍山县委常委、副县长期间,其分管的县农业局、县水务局等部门主要领导严重违纪,部门违纪违法案件多发,杨利军负有主要领导责任。2016年6月,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等问题,杨利军受到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职务重新确定为副主任科员。  3.红河州绿春县大黑山乡原党委书记何波发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等被问责。2011年11月至2016年3月,何波发任红河州绿春县大黑山乡党委书记期间,对大黑山乡政府2014年1月至2015年10月套取财政资金275.58万元在账外管理使用的情况没有予以制止;对大黑山乡财政所所长李沙(另案处理)截留、占有绿春县财政局先后下拨的2010年至2015年草畜平衡补助资金21.8万元的违纪行为监管不到位。2016年6月,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何波发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免去大黑山乡党委书记职务。  4.临沧市沧源县单甲乡原党委书记刘文明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等被问责。2011年1月至2014年8月,刘文明任沧源县单甲乡党委书记期间,与时任乡长张华共同商量、默许张华操作,套取扶贫项目及其他资金私设“小金库”共计670余万元,用于乡政府接待费、发放干部职工奖金等支出。同意张华、单甲边防派出所占用红砖、水泥、钢筋等佤山幸福工程等项目物资,折合人民币20.09万元。2015年5月,张华受到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此外,刘文明还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问题。2016年6月,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等问题,刘文明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5.玉溪市元江县司法局局长白永军因单位违规用公款支付部分手机款及通讯费用问题被问责。2014年2月至2015年10月,元江县司法局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中国电信元江分公司通过保底消费赠送手机业务,违规用公款支付部分手机款及通讯费用共计人民币8.245万元,领取31部手机,分配给司法局干部职工使用。2015年11月,县司法局干部职工主动退缴违纪款8.245万元已上缴县财政。2016年4月,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白永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6.文山州广南县篆角乡卫生院原院长王文林因单位私设“小金库”和多次公款消费被问责。2008年3月至2015年12月,王文林在任广南县篆角乡卫生院院长期间,篆角乡卫生院私设“小金库”13.49万元;篆角乡卫生院先后多次用公款共计1.889万元到KTV娱乐场所接待消费。2016年4月,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等问题,王文林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通报指出,以上被问责的领导干部,管党治党不严、责任担当缺失,有的甚至自身存在问题,更无从以上率下,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从中汲取深刻教训,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把自己摆进去,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真正把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扛在肩上。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各级党组织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强化问责工作,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一级管好一级、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尊崇党章,践行忠诚干净担当,认真履行管党治党责任。要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对各种违反党纪的行为坚决查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党规党纪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各级纪检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云南省纪委)

原标题:执法检查不检点 纪律严惩没商量  “他受委派担任检查组组长,对省内10家医药企业进行认证检查,这是沉甸甸的重任啊,可是他却顶风违纪,受到纪律处分,真是咎由自取。”近日,在讨论福建省龙岩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罗分局副局长黄焕强违纪案时,该局一名干部痛惜地说。因违反党纪,2015年10月,黄焕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并被行政撤职。  2015年9月,龙岩市直机关纪工委收到有关黄焕强的信访举报件,随即进行调查核实。经过细致调查,工作人员发现他的违纪问题不止一起。原来,2014年5月至12月期间,黄焕强受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委派,担任GS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检查组组长,对省内10家企业进行认证检查,而他的一系列违纪问题也发生在这段时间。  经查,2014年5月,黄焕强在福州某医药有限公司检查时,接受企业安排的高消费娱乐活动;同年6月,在厦门市检查两家医药公司时,多次接受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南平市某药业有限公司检查时,收受两箱当地特产“米粿”和一条名牌香烟;在宁德市接受某医药有限公司赠送的10粒片仔癀,价值约3800元……据查实,黄焕强在检查期间收受被检查企业赠送的礼品价值共计9350元,收受现金7440元。  2015年10月22日,经龙岩市直机关纪工委研究,并报市直机关党工委批准,决定给予黄焕强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给予黄焕强行政撤职处分,相关款项和物品按规定收缴归公。  黄焕强说:“就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我行我素,没能时刻绷紧纪律这根弦,才犯下错误,我接受组织的处分。”(本报记者 陈金来 通讯员 赖志雄 林佩贤)  【执纪者说】  黄焕强在检查期间对工作对象送的礼品礼金来者不拒,顶风违纪,必然要付出代价。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牢记纪律和规矩,不触碰“底线”,不逾越“红线”。  ——龙岩市直机关纪工委 铁榕

中新网8月31日电 福建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厅长陈善光近日介绍,从厅级干部人数看,今年问责的人数上半年就比去年翻了一番;从处级干部人数看,去年是前年的8倍。  日前,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如何才能充分发挥问责条例利器作用,更好地推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落实呢? 近日,福建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厅长陈善光,山西省纪委常委、监察厅副厅长何青近日做客中纪委网站节目《反腐三人谈》讨论这一问题。  陈善光介绍,工作实践中,责任追究是落实“两个责任”的重要保证,离开了这个保证,“两个责任”就会流于形式、成为空谈。如何把责任追究做细做实,两年多来,福建在这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实践,我们感到发生了一些比较深刻的变化。  第一是问责方式由软变硬。以往,问责方式大多是诫勉谈话、批评教育,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的少之又少。去年,以党纪政纪处分形式实施问责的人数是2014年的8倍多,今年的工作力度我们感到更是有增无减,做到了该处分的处分、该立案的立案、该组织处理的组织处理,体现了刚性执纪效应。  二是问责范围由窄至宽。从以往问责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为主,向其他方面不断拓展,基本涵盖了六项纪律范畴。这也体现了问责全覆盖。三是问责层次由低向高。从厅级干部人数看,今年上半年就比去年翻了一番;从处级干部人数看,去年是前年的8倍,体现了管住“关键少数”的要求。  四是问责人数由少到多。2015年全省问责人数是2014年的6倍多。从今年前5个月的问责情况看,已超过去年总数一半,体现了“问责年”的主题。  在这样的压力传导下,福建省各级党委、纪委主动履职的意识持续强化、氛围持续浓厚、行动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有了实实在在的支撑。

朝阳区纪委有一支由55人组成的特约监察员队伍。作为纪委的另一双“眼睛”,暗访是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特约监察员刘铭告诉记者,他们通常会选择政府部门的服务窗口作为暗访对象,以百姓的角度重在体验。为了不引起注意,通常还得乔装打扮一番,尽量朴素低调。暗访时,他们还会特别留意一些单位门卫,看是否存在存收转节礼的情况。  每周至少一整天明察暗访  刘铭和陈进林,一位是知名律师,另一名是企业老总。作为朝阳纪委的特约监察员,他俩当天的任务是去呼家楼附近的一家社保所暗访。为了这次暗访,两人都特别打扮了一番,衣着尽可能朴素低调。  “我想问问关于灵活就业方面的事,不知道对于40岁以上的人有什么特别的政策没有?这个灵活就业的对象有什么限制吗……”走进社保所服务大厅,刘铭以一名失业者的身份,向窗口里的工作人员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看到服务窗口前放置的一份“开放式医院”名单,陈进林也不解地问道,“灵活就业和这一堆医院之间有什么关系?要进行灵活就业我需要填哪些表格?”  工作人员仔细听完两人的问题,并且耐心地一一作答,还将一份每周四进行灵活就业免费培训的时间表递给了两人。经过近20多分钟的暗访,两人拿着工作人员提供的相关资料离开了办事大厅。  刘铭告诉记者,每周至少一整天的明察暗访活动他们已经坚持了四年多。“朝阳区把特约监察员的地位已经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赋予了我们发现问题可以直接向相关单位发整改通知书的权利,这份信任让我们必须认真地履职。”  刘铭说,他们在暗访时会首选窗口服务岗位,因为老百姓接触政府首先就是和政府的窗口打交道。“其实我们的工作并不神秘,像今天这样的暗访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展。暗访时最关注的就是细节,是普通百姓的体验。如果遇到工作人员态度冷硬横或者让老百姓重复跑腿的情况,我们可以当场提出让他们改正,也可以选择下发整改通知书。按照规定,被发现问题的单位必须要在5个工作日内上报整改情况。”  特别留意门卫是否存收节礼  为了规范特约监察员的监察行动,朝阳区纪委专门制定了一套制度规定。相关负责人介绍,明察是以小组为单位集中组织,暗访则由特约监察员自主进行,可自选单位、自定内容,也可根据平时掌握或纪委监察局反馈的社会关注度高、群众反应强烈的单位进行定向检查。  “明察暗访就像是我们手上的两把利剑,缺一不可”,刘铭告诉记者,“我们这个组一共覆盖了19个单位。通常我们会利用闲暇时间,或结伴或独自对这些委办局的办事情况进行暗访。”比如到窗口单位进行暗访,除了对工作人员的态度、办事效率等问题加以监督外,还会特别留意一些单位门卫是否存在存收转节礼的情况。  “看到有从大厅出来脸色不好看的市民,我都会凑上去跟人家聊聊,问问办事哪不顺利?是因为流程还是因为态度不好。”因为经常暗访,为了不被办事人员认出来,陈进林还动员自己的下属、朋友在日常办事过程中,记录各自的办事经历。有时他还会发动家人帮忙拨打这些窗口单位的电话,了解是否有人及时接听、是否主动报单位或部门名称等。  暗访发现“吃拿卡要”线索  朝阳区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特约监察员几乎都在各自的领域有着自己的专长和独到见解,他们作为独立监督的个体更容易发现政府工作中的盲点和问题,同时经由倒逼机制也更容易促进相关问题的解决。  “通过他们的明察暗访,政府的窗口服务质量得到了很大提升”,这位负责人介绍,一项对全区97个单位的网络调查也显示,随着特约监察员监督作用的日益显现,这些窗口服务行业的群众满意率也在逐渐提高,有的单位的群众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达到了90%以上。  在针对“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的专项治理中,不少特约监督员也都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线索。朝阳区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有一位特约监察员在暗访中就发现,一家单位在为民办事的过程中存在“吃拿卡要”的情况,朝阳纪委在对这一线索进行核实后,邀请特约监察员参与了对该单位主管领导的约谈。下一步还将就这一问题进行跟踪整改,同时也会对其他特约监察员暗访中发现的有价值线索进行调查核实。本报记者 左颖 J170

中新网哈尔滨7月19日电 (记者 解培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19日发布消息,当日9时30分,该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明杰犯贪污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告人王绍玉犯贪污罪一案。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明杰曾系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主管哈尔滨市原种繁殖场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并任道里区改制领导小组组长。2009年,张明杰与被告人王绍玉及哈尔滨市东江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魏奇共谋后,在《哈尔滨市原种繁殖场产权转让合同》讨论稿中加入了有关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内容,由张明杰以多种理由蒙蔽原种场及其上级主管单位有关人员在已被加入包含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内容的《哈尔滨市原种繁殖场产权转让合同》上签字。其后,哈尔滨产权交易中心出具了《产权交易凭证》,张明杰命原种场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公章等证照交予东江公司有关人员。2010年至2011年间,张明杰利用其作为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主管农村征地工作职务之便,与王绍玉及魏奇共谋,在哈尔滨市哈齐铁路客运专线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哈尔滨市土地储备中心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中心征收土地过程中,虚构原种场土地使用权已转移的事实,骗取征地款共计3.4985亿元。2012年7月,王绍玉代表张明杰与魏奇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利益均分。  同时,2011年春,张明杰在任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期间,利用其主管农村征地工作的职务之便,收受下属榆树镇党委书记孙文军、镇长刘晓明为感谢其下拨征地款而给予的好处费10万。  此外,2009年8月,东江公司并购原种场后,张明杰作为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在继续主管原种场职工安置工作过程中,未按规定由转让方负责发放职工安置款,而是同意将6160万元违规转入由东江公司实际控制的以原种场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中,并由受让方东江公司负责发放职工安置款。致使其中11467218.50元至今未归还。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明杰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公共财物,数额特别巨大;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应当以贪污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绍玉与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伙同贪污,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贪污犯罪系共同犯罪,二被告人均系主犯。被告人张明杰犯有数罪,应当数罪并罚。(完)

原标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应如何确定处分影响期?  2016年1月1日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党纪处分条例》)第9条规定,党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半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而2003年《党纪处分条例》第12条规定,党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因此,2016年《党纪处分条例》对严重警告处分的影响期作出上述修订后,实践中对严重警告处分的影响期应如何准确确定,存在不同认识和看法。具体地,如果被审查人违纪行为发生在2016年1月1日之前,依据2016年《党纪处分条例》第133条第2款的规定应适用2003年《党纪处分条例》有关条款给予被审查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处分影响期是适用2003年《党纪处分条例》第12条规定的一年,还是适用2016年《党纪处分条例》第9条规定的一年半?对此,在讨论中,存在以下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此问题属于程序问题,对程序问题不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而应当按照“从新”的原则办理。且认为如果此问题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办理,实践中将出现有的严重警告处分影响期为一年,有的为一年半的情况,不利于处分决定的执行落实。因此,在2016年《党纪处分条例》施行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其影响期均应按一年半执行。  第二种意见认为,2016年《党纪处分条例》第133条第2款规定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即“如果行为发生时的规定或者政策不认为是违纪,而本条例认为是违纪的,依照当时的规定或者政策处理;如果行为发生时的规定或者政策认为是违纪的,依照当时的规定或者政策处理,但是如果本条例不认为是违纪或者处理较轻的,依照本条例规定处理”。在确定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影响期时,如果该违纪行为依据2003年《党纪处分条例》认定,其处理也应依据该条例,况且处理还涉及受处分人的职级晋升、工资调整、年度考核等,具有实质影响。因此,此种情况应依照2016年《党纪处分条例》第133条第2款规定的“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办理,即适用2003年《党纪处分条例》。  我们经研究,原则赞成上述第二种意见。  考虑到2016年《党纪处分条例》施行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影响期的问题因违纪行为的情况较为复杂,实践中应区分不同情况办理。  1.如果被审查人的违纪行为全部发生在2016年1月1日之前,因对相关违纪行为的认定是依据2003年《党纪处分条例》,则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应适用2003年《党纪处分条例》第12条的规定,即影响期为一年。  2.如果被审查人的违纪行为,有的发生在2016年1月1日之前,有的发生在2016年1月1日之后,经合并处理后确定给予严重警告处分的,因部分违纪行为发生在2016年《党纪处分条例》实施后,为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应适用2016年《党纪处分条例》第9条的规定,确定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影响期为一年半。  3.如果被审查人的违纪行为全部发生在2016年1月1日之后,因对相关违纪行为的认定依据的是2016年《党纪处分条例》,则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应适用2016年《党纪处分条例》第9条的规定,即影响期为一年半。  考虑到依据上述不同情况和原则办理,今后对被审查人给予严重警告处分的,就可能出现有的影响期为一年,有的影响期为一年半。为确保准确确定处分影响期和处分决定执行到位,建议在处分决定书中明确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影响期。具体就是在处分决定中明确表述为“本处分决定自××××年××月××日起生效(影响期为一年或者一年半)”。(钟纪晟)

京华时报讯(记者沙雪良)今年上半年,本市244名处级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共查处小官贪腐219人。  7月11日,市纪委通报了今年1-6月北京市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情况通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纪内信访举报7778件(次),立案1298件,增长50.1%。给予党纪政纪处分968人,增长53.7%,其中局级3人,县处级244人,乡科级220人。移送司法39人。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市委实施意见233人,“小官贪腐”219人。  对比1-5月情况通报可以发现,今年6月份,北京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266件,给予党政纪处分237人,其中局级1人,县处级63人,乡科级53人;移送司法9人;查处“小官贪腐”60人。  分区看,上半年立案数量前三分别是房山区、海淀区和密云区,分别立案102起、101起和83起;处分人数的前三名分别是怀柔区、海淀区和延庆区,分别处分了64人、62人和62人。

中新网3月11日电 湖南省纪委官方网站“三湘风纪网”今日刊登了湖南临湘市委原副书记、市长龚卫国的忏悔书。龚卫国在忏悔书中称“从贪权到贪钱、贪色、贪玩,这几个‘孪生兄弟’毁了我。”  案情简介:  龚卫国,男,先后在湖南省人事厅、湘阴、汩罗、岳阳市文化局等单位工作。2011年6月担任临湘市委副书记、市长。2015年4月因涉嫌吸毒,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2015年7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15年12月因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被依法逮捕。  以下为湖南省纪委网站公布的龚卫国的忏悔书全文  我出生在湖南益阳一个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高校和省直厅局工作,2003年通过选拔分配到岳阳从事行政工作,2011年调任临湘担任市委副书记、市长。  我曾是一名年轻有为的领导干部,现在成为吸食毒品、包养情人、收受巨额贿赂、滥用职权的阶下囚,每天我闭门思过,寝食不安,悔恨终生。要知今日,何必当初!  思想上放松改造,贪欲逐渐膨胀,一步一步把自己推向了犯罪的不归路。贪是万恶之源,刚开始我还能抵制腐败,上交红包礼金,但身份改变了,地位提高了,权力变大了,思想一放松,慢慢地陶醉在鲜花和掌声中,从贪权到贪钱、贪色、贪玩,这几个“孪生兄弟”毁了我。  贪权,权力是把双刃剑。我把权力看得太重,开会一言堂,工作一挥手,听不进意见、放不下架子,摆不正位置,如果当初多请示汇报,多和同事沟通交流,多和下级换位思考,也许是另外一个局面。  贪钱,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从小额红包礼金到大额贿赂的收取,我贪得无厌。明知是大额贿赂却只是假装推辞而照单全收,把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带到了行政领域,成了十足的贪官。  贪色,万恶淫为首。我从找小姐到发展多名情人,乱搞两性关系,道德败坏、生活腐化,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贪玩,玩物丧志。自从我认识一老板后就一而再地吸食毒品,刚开始带着好奇,后来把它当成了解酒释压的良方,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吸坏了身体、吸垮了家庭,吸毁了前途,在毒品的诱惑下走向另类人生,成了吸毒市长。  我漠视法律,缺乏敬畏之心,学法不勤应付为主,守法不够淡漠法律,滥用职权执法不严,自律不严作风败坏,工作马虎敷衍草率,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黄河不死心。  一个人最大的悲哀是拥有自由而不珍惜自由,一个人最大的痛苦是想拥有自由而没有自由。我深知犯下的严重错误,诚心认罪,更加积极配合检察机关彻底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争取组织和人民的包容和宽大。

据河北省纪委消息:经河北省委批准,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工委书记李士祥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河北省纪委)

人民网北京8月10日电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持续加大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力度,紧盯扶贫领域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以“精准执纪”护航精准扶贫。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开消息,多个省份近日通报了上半年扶贫领域的反腐工作情况,其中仅广东、山西、宁夏、甘肃4省有超过2000人因在扶贫领域违纪被处理或处分。  4省超两千人因扶贫腐败被查  今年上半年,广东省纪委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在全省部署开展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共排查出扶贫领域违纪违法问题线索1010条,立案查处18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82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7人。山西1至6月,全省查处扶贫领域违纪问题366件,处理375人,给予党政纪处分337人。宁夏今年前6月,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问题84件,党政纪处分103人,移送司法机关12人。  今年3月,甘肃开展了以“查处不正之风、保障扶贫政策落实,查处腐败问题、保障扶贫资金安全”为主要内容的“两查两保”专项行动。据通报,截至7月初,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已共受理扶贫领域腐败问题线索1609件,查处违纪问题686件,处理1516人,其中党政纪处分572人,组织处理846人,移送司法机关16人。  重点查处虚报冒领、截留私分等问题  为进一步强化扶贫资金监督管理,宁夏日前出台扶贫资金使用管理负面清单,重点检查和纠正贪污侵占、虚报冒领、挤占挪用、公款消费、损失浪费、滞留闲置及随意调整、变更项目等违规违纪行为。山西省纪委要求,紧盯扶贫领域虚报冒领、截留私分、贪污挪用、挥霍浪费等问题,在办理扶贫事务时吃拿卡要、刁难甚至欺压群众,在项目安排、资金落实中以权谋私、执法不公或优亲厚友、显失公平等问题,在项目安排、资金拨付中消极应付、推诿扯皮等问题,进行严肃整治。  广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暗访、查处、追责、曝光“四管齐下”,加强对扶贫牵头部门、有关职能部门及各扶贫责任部门贯彻执行中央和省扶贫决策部署情况的监督执纪问责,突出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社会保障兜底扶贫等重大领域,贪污侵占、虚报冒领、截留私分、克扣挪用、优亲厚友、挥霍浪费等重点问题,问题线索第一时间处置,案件安排最精干力量及时查处,每月初将上月办结案件纳入台账,逐级上报至省纪委汇总形成全省扶贫领域案件查处总台账。同时,定期对扶贫领域违纪违法典型案件点名道姓公开通报曝光,发挥惩戒警示作用。  中纪委通报第一批9起重点督办案例  今年以来,中央纪委按照中央纪委六次全会部署,通过开展多轮次、滚动式重点督办,督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扶贫领域腐败问题。8月初,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对第一批重点督办的9起典型案例进行了公开曝光。  9起案例包括:山西省河曲县鹿固乡辉塔村党支部原书记刘俊雄、村委会原主任刘憨雄骗取“以奖代补”项目资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等问题。安徽省当涂县姑孰镇连千村村委会原委员吴小明侵占养老保险金问题。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扶贫办监管失职问题。重庆市丰都县挪用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问题。 四川省乐至县中天镇原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德勇协助他人骗取以工代赈建设资金等问题。 贵州省织金县扶贫办挪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等问题。云南省宣威市龙潭镇陆泉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恩全和村委会原副主任范开林违规收取危房改造户保证金等问题。甘肃省秦安县五营镇北坡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邵友芳截留精准扶贫专项贷款等问题。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苏堡乡张撇村党支部原书记何彦庆、村委会原主任王军军办理低保优亲厚友问题。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消息:日前,经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批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自治区体育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巡视员张冬梅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经查,张冬梅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用公款报销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友谋取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他人共同骗取专项资金,涉嫌贪污犯罪。  张冬梅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审议并报经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批准,决定给予张冬梅开除党籍处分;由自治区监察厅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

近日,山西省纪委通报了4起十八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晋中市祁县昭馀镇西关村原村委主任刘德义贪污等问题。2013年至2015年,刘德义利用职务之便,虚报水渠清淤工程,贪污工程款8万元;私设小金库,并挪用10万元用于个人经营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用村集体资金5.85万元组织有关人员公款国内旅游。此外,刘德义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经祁县纪委常委会议2015年6月10日研究,决定给予刘德义开除党籍处分。  长治市长子县宋村乡段家庄村原党支部书记赵长青贪污等问题。2014年至2015年,赵长青利用职务之便,以虚列支出手段贪污公款1.51万元。此外,赵长青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经长子县纪委常委会议2015年6月4日研究,决定给予赵长青开除党籍处分。  吕梁市离石区田家会街道办事处原党工委书记张兴平违规收受礼金、挥霍浪费等问题。2013年至2015年,张兴平违规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等折合共计6.74万元;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借用车辆供自己和家人使用,公款支出烟酒、招待费95.5万元。此外,张兴平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经离石区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离石区委常委会议2015年12月23日批准,决定给予张兴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晋城市沁水县农业综合开发局副局长王身强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戚违规谋取利益问题。2014年,沁水县农业综合开发局实施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种植中药材项目,王身强明知其亲戚史某不符合条件,通过打招呼等方式为史某违规获得5万元补助资金提供帮助。经沁水县纪委常委会议2015年12月8日研究,决定给予王身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山西省纪委)

记者昨日获悉,原从化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方纪章受贿案已一审宣判。广州中院认定方纪章单独或与其妻子收受他人人民币132.34万元、美金3000元以及价值人民币200万元的公司干股,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8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12年,方纪章在担任从化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从化市副市长期间,利用分管经济工作的职务之便为他人在招商引资、征地补偿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单独收受或与其妻杨伟红(另案处理)共同收受广州华林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经理林海等五人贿送的人民币132.34万元、美金3000元以及价值人民币200万元的公司干股。  法庭审理后认为,方纪章犯受贿罪,但具有自首情节,判处其有期徒刑8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20万元。此外,法院还判决继续追缴方纪章的受贿违法所得人民币332.34万元、美金3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记者林霞虹 实习生李乐诗)

近日,贵州省纳雍县原副县长杨奎因严重违纪、对抗组织审查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其实,早在2015年9月,杨奎在接受纪委约谈时,就对组织的提醒置若罔闻,坚决否认自己有问题,并在《个人情况说明》上写下“请愿”二字,请组织还其清白,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多谢领导们的关心,我本人没有任何问题,我经得起组织的任何调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以雷霆手段惩治腐败,打“虎”拍“蝇”不停歇,让不少党员干部从心里敬畏党规党纪。但仍有一些违纪党员干部故意隐瞒事实、作出虚假承诺,对组织的挽救无动于衷、执迷不悟,甚至在纪检监察机关对其“亮剑”时,仍心存侥幸、藐视纪律,对抗组织审查,妄图蒙混过关。  对抗审查煞费苦心终成空  在正风反腐高压态势下,仍然有部分党员干部顶风违纪,在接受组织审查时不坦白交代,反而心存侥幸,通过各种方式对抗,妄图逃避问责。  四川省蓬安县委原书记袁菱被人实名举报后,不但把老板们一个个叫过来订立攻守同盟,甚至还模拟纪委谈话,要求老板们严守“承诺”。不料事到临头,老板们纷纷背弃“承诺”交代了问题,袁菱的“用心良苦”成了空。  个别领导干部眼里根本没有政治纪律和规矩,在违规违纪行径暴露后,销毁资料、转移钱物、订立攻守同盟,煞费苦心、绞尽脑汁对抗组织审查。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经济技术开发办原主任杨河海因违纪问题被举报后,把单位小金库账簿拿回家焚烧了1个多小时。其间,他还不断给司机和会计打预防针,“纪委不管问啥都不要说。”最终,杨河海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待他的,还有法律的严惩。  腐败分子深知一旦行为败露,被剥夺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生命。他们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利用手中权力负隅顽抗,千方百计“捂盖子”,企图瞒天过海、逃避惩处。  山东省莱芜市医药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敬贵在组织对其初核期间的对抗“表演”可谓丑态百出。他安排财务人员连夜加班重新抄账、篡改凭证,安排证人装病装疯住院,纪检监察干部上厕所有人“陪着”,晚上到公司查账时被拉闸断电……“疯狂”过后,张敬贵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贪腐官员自认为“捉迷藏”、和组织搞对抗便可以蒙混过关。殊不知,不管使出何种伎俩,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纪律和规矩对党员干部来说,是约束,更是保护。严管是厚爱,执纪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大量的案例表明,所谓对抗组织审查的‘补救’措施,无一例外都会以失败而告终,只能是错上加错。”江苏省建湖县纪委干部胥加洲说。  搞对抗就是错上加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对抗组织审查,包括下列行为: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包庇同案人员的;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的;有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有以上任何一种行为,均会被视为对抗组织审查,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对抗组织审查是一种严重的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这涉及党员干部对党组织的忠诚问题。  对党忠诚老实,是党章对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党员的基本义务。违纪行为暴露,不如实向组织交代清楚问题,而企图和组织耍“心眼儿”来掩盖事实真相,通过转移钱物、订立攻守同盟、组织涉案人外逃、打探案情等方式,逃避组织审查,这无疑是作茧自缚。要知道,纸包不住火,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必定会败下阵来,最终吃到自酿的苦果,摔得更惨、伤得更重。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农业局3名领导干部因套取农产品安全质量检测资金购买购物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中该局副局长郑立志还被免职。在有人质疑对郑立志的免职处理是不是太重时,该区纪委负责人表示,郑立志违反财经纪律在先,后又伪造证据、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必须严惩。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违纪官员只有向组织积极主动说明问题,才能得到宽大处理。山西省纪委在对吕梁市一名副厅级干部存在违规安排亲戚、朋友工作等问题进行约谈时,该同志认识到谈话是组织对自己的帮助、教育和提醒,主动报告了组织尚未掌握的收受超市购物卡问题。山西省纪委对其从轻处理,及时挽救了该名干部。  配合审查才是光明大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对审查对象以“同志”相称,要求重学党章、重温入党誓词和入党志愿书等,充分体现了对党员干部的保护和关爱,体现了严管就是厚爱。  有问题的党员干部要把接受组织约谈、纪律审查作为修正缺点、改正错误的机会,作为刮骨疗毒、自我革新的机会,正确对待组织的教育挽救,积极配合调查、如实反映情况、主动交代问题,讲真话、说实情,决不能弄虚作假、欺瞒组织,一错再错、越陷越深。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迷途知返,方为正道。去年9月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查处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中,通过加大纪律审查力度和限期主动交代等多种形式,敦促违纪者主动交代问题、清退违纪款项,一批党员干部受到触动。截至今年5月底,全区共有1.6万余人主动到纪检监察机关交代问题;2万余人主动上交违纪款1.4亿余元,最大限度地教育和挽救了干部。  “如果违纪违规的党员干部听不懂中央‘两个没有变’的铿锵反腐誓言,看不到党组织为了挽救自己付出的努力,漠视纪律规矩,对组织阳奉阴违,一条道走到黑,只会离党和人民越来越远,就很有可能成为‘被立案审查的极极少数’。”河南省舞阳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朱暑光表示。  “强欲与争,正如以卵击石,安得不败乎!”广大党员干部应敬畏纪律、敬畏规矩,做到心中有红线、做人有底线、言行不越线,自觉做到对党忠诚老实,切不可抱着侥幸心理对组织耍小聪明,最终误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龚洋浩 简静远 赵广)

2015年各地巡视发现“四个着力”方面问题33648个,较前两年大幅提高  巡视成果的充分有效运用,使巡视威慑力大大提升,推动了党内监督综合效能的持续发挥  各地结合工作实际和创新经验,抓紧制订巡视工作条例实施办法,提高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党中央高度重视省区市巡视工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改进省区市巡视工作的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对省区市巡视工作的领导,层层传导压力、层层落实责任。为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2014年3月至2015年11月,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力量,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落实主体责任、深化巡视工作等情况开展了专项检查,实现了检查传导全覆盖。  王岐山同志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专门听取检查汇报,分别在内蒙古、安徽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巡视工作座谈会,依据检查情况研究确立了加强和改进省区市巡视工作的基本方向、基本原则和具体标准。通过检查传导,有效推动了省区市巡视工作的快速推进、创新发展、持续深化、整体提高。  主体责任意识明显增强  针对检查发现个别地区党委对巡视工作重视不够、领导小组设置不规范、听取巡视汇报不及时、研究问题不充分等突出问题,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及时提出“巡视工作是党委履行主体责任的具体化”,对党委和领导小组领导和实施巡视工作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  省区市党委认真落实中央巡视工作方针,按照内蒙古、安徽座谈会的部署要求,切实加强对巡视工作的组织领导,普遍建立党委常委会定期研究巡视工作、“五人小组”及时听取巡视情况汇报机制;党委书记把巡视工作作为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要抓手,对巡视的重视程度、研究深度、领导力度、推进速度明显增强。2015年,省区市共召开党委常委会132次,“五人小组”会98次,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分别对巡视工作作出批示48次、42次,天津、河北、江西、湖南、贵州等省市党委书记超过20次。领导小组建设日益规范,纪委书记任组长、组织部长任副组长的领导架构全部建立,议事规则进一步优化,履行职责更加到位,各省区市全年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共189次,贵州、甘肃两省领导小组会议超过了10次。  巡视干部普遍反映,现在党委是真重视、真部署、真支持,领导小组是真组织、真推进、真落实,很多影响和制约巡视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逐一得到破除,巡视工作真正迎来了“春天”。  问题导向意识不断强化  专项检查针对部分地区贯彻中央精神不及时、巡视重点不聚焦、问题导向不明确等突出问题,认真分析原因、提出意见建议、督促整改落实,引导省区市党委和巡视机构持续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真正把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作为衡量巡视工作成效的最重要标准。  各地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真发现问题、发现真问题”。围绕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深化“四个着力”,切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巡视发现问题数量逐年显著提高。2015年各地巡视发现“四个着力”方面问题33648个;发现厅局级干部问题线索3991件,县处级干部问题线索14760件,较前两年均有大幅提高。这些数据充分证明,省区市巡视工作聚焦中心、发现问题的意识得到明显强化,巡视监督的能力和水平明显提高,利剑作用不断彰显。  成果运用效果显著  巡视能否保持持久生命力,巡视监督作用能否有效发挥,关键要看巡视成果能否得到充分运用。通过专项检查,指导各地认真加强和改进巡视报告、反馈、移交、整改、公开和宣传等环节工作,有效推动了巡视成果综合运用。  省区市党委认真研究分析巡视情况,提出处置具体意见,针对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研究提出改进体制机制制度的具体措施,真正做到剑指问题、倒逼改革。各被巡视党组织切实把巡视整改作为落实主体责任的重中之重,坚持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全面整改,抓早抓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真正做到整改压力层层传导、整改措施扎实有力、整改要求落实到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根据巡视移交问题线索立案查处的厅局级、县处级干部人数逐年增加,2015年分别为265名和1386名,是2014年的2.5倍、1.65倍和2013年的13.3倍、14.9倍;各级组织部门对41名厅局级和311名县处级干部进行了组织处理,真正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巡视成果的充分有效运用,使巡视威慑力大大提升,也推动了党内监督综合效能的持续发挥。很多巡视干部表示,干部群众反映问题的意愿强了、说真话的多了,各级党组织都普遍“紧张起来了”,有问题干部“很怕巡视”,“不敢腐”的氛围开始形成了。  全覆盖任务扎实推进  巡视全覆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部署,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具体方式,是充分发挥巡视震慑、遏制、治本作用的有效举措。专项检查工作进一步明确中央关于巡视全覆盖的指示要求,指导各地在保证巡视质量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全覆盖进程。  各地认真落实中央部署,普遍制定了具体计划和规划,全力推进全覆盖工作。截至2015年底,已完成5135个地区和单位的巡视任务,占省区市巡视对象总数的60.55%,其中,河北、山西、浙江、安徽、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等8地完成巡视任务的70%以上,山西省的巡视覆盖面达到84%,贵州、云南两地均达到80%。已有29个地区实现市(地、州、盟)巡视全覆盖,20个地区实现县(市、区、旗)的巡视全覆盖。北京、河北、山西、上海、江苏、福建、江西、河南、广东、广西、云南、西藏、宁夏、兵团等14个地区实现对省属企业的全覆盖,山西、黑龙江、贵州、青海实现对省属高校的全覆盖。  按照这样的进度和节奏,将有21个省区市在2016年底前完成全覆盖任务。各地在实际工作中,既关注巡视覆盖面,又突出监督重点,既加快了节奏,又保证了质量,为确保全覆盖任务顺利完成奠定了良好基础。  巡视方式不断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区市巡视工作迎来全面深化、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专项检查工作及时把中央和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新精神新部署新要求传达到位,示范带动、传导压力,进一步激发了巡视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  面对人员少、任务重的现实困难,各地积极想办法、出实招,努力推动组织形式、工作模式、方式方法的改进和创新。有的采取常规与专项结合、关联部门同时、地方与部门同步、地市与所属县区一体等方式,采取“一托N”的形式灵活机动地开展工作,有效提高了巡视节奏和效率;有的加强对巡视反馈、移交问题的督查督办,及时开展“回头看”,有效推进了巡视成果综合运用;有的整合纪委、组织、审计等监督资源,健全支持配合巡视工作机制,有效形成了监督合力;有的通过边巡边改调动反映问题热情,开展巡视组工作情况抽查,有效保证了巡视质量。  中央颁布实施巡视工作条例,为巡视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各地以条例为依据,结合工作实际和创新经验,抓紧制订实施办法,做好具体制度立改废,切实推动各项制度规定的贯彻执行,巡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水平显著提高。  巡视队伍建设明显加强  巡视工作是“前线”,是“火线”,队伍必须强大、有战斗力。专项检查过程中,针对巡视机构设置不统一、干部配备不合理、管理机制不科学等长期困扰省区市巡视工作的突出问题,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研究提出加强巡视机构建设的基本要求和具体整改意见。  各地认真落实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要求,普遍把队伍建设作为全面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的关键环节。目前,巡视办作为党委工作部门设在纪委的规定已逐步落实,有17个地区巡视办内设了处,26个地区增加巡视办编制133人;巡视组力量进一步充实,23个地区共增加59个巡视组,24个地区为巡视组增编296人。各地普遍建立起巡视组长库、人才库,一批政治坚定、经验丰富、能力突出的优秀干部充实到巡视队伍,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巡视队伍初具规模。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只有进行时,发挥利剑作用没有休止符。在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专项检查的推动下,省区市巡视工作将紧跟中央决策部署,始终保持政治定力,踏着不变的步伐,把握节奏和力度,持续加强和改进工作,上下联动,同频共振,全国“一盘棋”,切实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一步步引向深入。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提供)

新华社长沙7月16日专电(记者陈文广)记者16日从湖南省纪委获悉,日前,该省对一批党员领导干部违规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等典型案件作出通报,12名省管党员领导干部被严处。  被查处的12名干部分别是:湖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周昌贡,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冯伟林,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党组书记、副厅长陈明宪,湖南省有色地质勘察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迪生,湖南科技学院原党委书记佘国华,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原党组书记、副主席毕华,株洲市政协原副主席王建平,永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邓荣卿,株洲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清纯,醴陵市原市委书记蒋永清,岳阳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四海,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原巡视员王承荣。  记者了解到,这12名官员分别被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处分,均已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或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辽宁政法委原书记苏宏章被双开   涉嫌拉票贿选干预司法钱色交易  京华时报讯昨天上午,中央纪委网站通报:辽宁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苏宏章因拉票贿选、干预司法、搞钱色交易等,日前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苏宏章现年57岁,是十八大以来首个在任上被查的省级政法委书记。今年4月14日,在中央巡视组对辽宁“回头看”期间,中纪委宣布苏宏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同样是在中央巡视组对辽宁“回头看”期间,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阳也被宣布接受调查,其中也包括涉嫌拉票贿选。  中央纪委通报指出,经查,苏宏章存在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背组织原则,在民主推荐、选举中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二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三是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四是违反廉洁纪律,搞钱色交易;  五是违反工作纪律,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六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通报中称,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苏宏章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公开履历显示,苏宏章是沈阳人,当过农民、工人、教员。1995年从辽宁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党校副校长岗位,调任辽宁省黑山县副县长,次年进入辽宁省委宣传部,先后担任理论处处长、副部长。2000年起主政地方,先当了两年抚顺市委副书记,之后又当了9年沈阳市委副书记。直至2011年,苏从沈阳市委副书记岗位升任辽宁省委常委,步入省部级官员序列。  >>记者观察   辽宁两落马“老虎”都有拉票贿选问题  截至目前,“回头看”打落的辽宁三虎中,最先被查的原省委书记王珉审查结果尚未发布。今年3月中旬被查的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阳的审查结果于6月初公布。与苏宏章一样,王阳也是涉及六方面问题。其中,“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等问题与苏宏章类似。  在同一个省,相继落马的两名高官都存在“拉票贿选”的问题,确实少见。  其实,早在2014年7月,中央巡视组在首次对辽宁的巡视反馈意见中就曾指出,辽宁“干部任用领导打招呼、拉票跑要之风较为突出”。而王阳和苏宏章,则是在两年后中央巡视对辽宁“回头看”中落马的。  此外,在苏宏章和王阳两人的被审查的通告中,都出现了“对抗组织审查”的问题。  近两年,官员对抗组织审查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纪委的审查通告中。有媒体统计,2015年至今,在中央纪委网站的通告中,有“对抗组织审查”或“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表述的违纪领导干部已达近百例。其中,职务较高者占比较大。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曾对媒体介绍,官员对抗组织审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与利益相关人员串供、订立攻守同盟;另一种是给审查人员施压。  京华时报记者沙雪良

云南警官学院原党委书记杜敏接受组织调查  据云南省纪委消息:经云南省委同意,云南警官学院原党委书记杜敏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云南省纪委)

本报北京8月10日讯 记者周斌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5起地方检察机关查办的厅局级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其中2人被立案侦查,3人被移送审查起诉。  据介绍,8月10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东华大学原副校长、上海东华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江建明(副局级)以涉嫌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日前,经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朱泽君(正厅级)涉嫌受贿一案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此外,日前,广东省湛江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伍杰忠(副厅级)涉嫌受贿案,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原总裁刘子静(正厅级)涉嫌受贿案,广东省水利厅原党组成员、巡视员彭泽英(正厅级)涉嫌受贿案,均由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并移送审查起诉。

原标题: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冯志明受审  有3400余万元财产来源不明  本报呼和浩特8月1日电 (记者张腾扬)8月1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冯志明涉嫌受贿罪、贪污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在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该案由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于4月29日向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冯志明在担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区公安分局局长,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其他单位或个人在房地产开发、餐饮娱乐经营等方面给予帮助,共收受财物合计人民币450余万元;利用职务便利,以收入不入账、截留公款等手段侵吞公款、公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0余万元;非法持有枪支4支和子弹549发;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对价值3400余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1996年呼格吉勒图错案发生时,冯志明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分局副局长,是该案专案组组长。

房山区政府办公室主任李仲受贿600万获刑  其中550万元用于给情人买房及放贷  房山区政府办公室主任李仲,利用其曾任房山长沟镇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两家公司提供帮助并收受、索取共计600万元,其中550万元用于给情人买房以及放贷赚利息。北京晨报记者昨天获悉,一审因受贿被判11年后,李仲提出上诉,后二审维持了原判。  索贿600万元  48岁的李仲大学专科文化,自2009年7月起任房山区长沟镇党委书记,2013年7月起任房山区政府办公室主任。一审判决书认定,2009年至2011年间,李仲利用担任房山区长沟镇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北京金庭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退出长沟镇项目开发清退补偿事项上,为该公司提供帮助。2010年1月,李仲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樊某给予的50万元支票。  2009年至2012年间,李仲在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北京第二分公司长沟镇承包工程结算等事项上,为该公司提供帮助。2010年1月,李仲以帮助北京大河鸣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某(另行处理)借款为由,向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北京第二分公司实际控制人安某索取50万元,用于杨某购买房屋;2012年3月,李仲以借款为由,向安某索取500万元,指定将上述款项汇入杨某控制的账户,后用于放贷挣取利息。  2014年11月6日,李仲被查获归案,随身所携带的1.54万元被扣押在案。案发后,杨某和李仲的家属各自主动上交100万元和50万元。  二审维持原判  庭审中,李仲辩称樊某的50万元是还款。他说,其曾给樊某介绍四街村的回迁楼项目。2009年,村支书苏某告知樊某拖欠工程款,他就帮忙垫付了50万元用于发放工人工资,后樊某归还。而指控索取的550万元则是杨某向安某的借款。  一审查明,在案证据证明在长沟镇对金庭基公司前期开发长沟镇房地产项目的投入进行补偿事项上,李仲作为长沟镇党委书记,具有主管职权,樊某因有求于李仲才送其50万元。证人证言均证明李仲没有借款50万元给四街村,安某和杨某等人的证言均证明李仲以帮助他人借款为名向安某索取贿赂的事实。  法院认为,李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最终,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李仲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1万元,在案扣押的150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一审判决后,李仲提出上诉,后市高院维持了原判。  为情人放贷  据安某称,2010年上半年的一天晚上,他和李仲等人在长沟镇政府研究村里拆迁事宜。后在食堂聊天时,杨某提出要换套房子,李仲就问能否从他手里拆借50万元。“他嘴上说是借,实际上就是以借的名义跟我要,也没有还钱。”2012年3月,李仲以急用钱为名又拿走500万元。其汇款后查询发现,李仲提供账号系杨某姐姐所有。  杨某证言显示,其和李仲是上下级关系,自2009年起,两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李仲为其买房支付了50万订金,后找安某索要500万,转入其姐账户。2014年初,李仲让她将500万放贷出去,并联系好了某村委会,约定年利息是12%或13%。随后,由其姐出面,跟村委会签订了借款协议。  杨某还说,她追问过李仲和妻子离婚的事情,但对方说每次提离婚,其妻都和他闹,还说要去区委告他。杨某姐姐在证言中称,她没找安某借钱,借条是后补的。  北京晨报记者 颜斐

河北省聚焦巡视工作中发现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推动巡视整改落到实处。日前,河北省曝光13起专项行动中查处的典型问题,这13起典型问题分别是:  1.保定市清苑区人民法院错误划扣异议人存款问题。保定市清苑区法院未认真审核被执行人身份信息,错误划扣异议人的存款,造成不良影响,给予该法院民二庭庭长兰铁花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执行一庭副庭长李增强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执行一庭庭长蔡会来行政警告处分,给予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刘增和行政警告处分,给予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福星行政警告处分,给予法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史铁刚诫勉谈话,责令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陈炜作出深刻检查。  2.鸡泽县人大党组成员、副主任杨芹芳违规为其子安排工作等问题。2008年,杨芹芳将正在就读高中的儿子杨某安排为某单位自收自支工作人员,2012年转为全额拨款事业人员,2013年,在杨某任职年限不足的情况下,提拔为副科级干部,给予杨芹芳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深泽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袁国良等人工作失职问题。2013年至2014年,深泽县卫生局在明知县中医院(深泽镇卫生院)建设不符合乡镇卫生院管理规定的情况下,仍引入社会资金建设,导致该医院被其他公司控制并经营,发生拖欠医护人员工资问题,造成不良影响,给予负责处理县中医院建设问题的深泽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袁国良,主管卫生工作的副县长张迎新,县卫生局原主任科员刘习军党内警告处分;县卫生局原党委副书记、局长张志兴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4.怀安县县委常委、副县长郭景成等人工作失职问题。2015年,怀安县柴沟堡镇和渡口堡乡辖区内张呼、大张铁路沿线发生抢栽、抢种、抢建行为,郭景成等人工作失职,制止不力,给予郭景成行政警告处分,给予渡口堡乡党委书记张好全、柴沟堡镇党委书记白洁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渡口堡乡乡长王应清、柴沟堡镇镇长张爱明行政记过处分,给予渡口堡乡副乡长郭大明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柴沟堡镇党委专职组织员、打击“三抢”行为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张永珍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5.卢龙县发展改革局副局长刘春雷履责不力问题。在“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中,卢龙县发展改革局作为清理招标投标不规范问题的牵头单位,在已掌握4个项目应招标未招标的情况下,2016年3月至4月,连续3周问题线索“零报告”,给予负责牵头此项工作的县发展改革局副局长刘春雷行政警告处分。  6.兴隆县档案局副局长王兴华违规改变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用途问题。2013年,王兴华任雾灵山乡水泉沟村基层建设年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期间,商议并经手将应发放给某村民的危房改造资金用作更换村委会办公场所彩钢顶等,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7.武邑县韩庄镇中心卫生院违反招投标规定问题。2011年10月,武邑县韩庄镇中心卫生院违反规定,未经公开招标,与衡水某公司签订CT设备购销合同,给予该卫生院时任院长刘永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8.吴桥县妇幼保健院违反招投标规定问题。2011年,吴桥县妇幼保健院原址拆迁,未按规定进行公开招投标,县卫生局党组会研究决定由某建筑公司施工,给予县卫生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赵连阁行政警告处分。  9.遵化市堡子店镇政府工作人员郭井兴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2001年,郭井兴出资10万元与他人注册公司;2008年,出资80万元与他人注册成立化工厂,给予郭井兴党内警告处分。  10.文安县大留镇政府城建所工作人员王双乐失职问题。2015年5月12日,王双乐巡查发现田某违规搭建彩钢大棚问题,仅口头制止,未及时跟踪检查整改情况,搭建彩钢大棚继续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王某触碰高压线死亡,给予王双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1.南宫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乱收费问题。2013年,南宫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分别向负责存储管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某信用社收取代理服务费25万元,向某银行收取发卡服务费、机具费20万元,给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主任李钦章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2.定州市赵村镇原武装部长贾晓文工作失职问题。2009年4月,定州市扩建电厂路至定曲路河龙线征地拆迁过程中,贾晓文负责协调小堡自疃村拆迁并配合道路施工工作,在未做好群众工作的情况下,施工队便开始施工,引起群众上访,给予贾晓文党内警告处分。  13.辛集市工商局赵晓等人不作为问题。2012年,辛集市工商局赵晓、赵树考、耿瑞波查处假冒注册商标产品过程中,未将当事人涉嫌犯罪问题移交公安机关,给予赵晓、赵树考、耿瑞波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河北省纪委)

中新网3月31日电 据江西省纪委监察厅网站消息,江西省能源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慎勇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进一步督促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敢于担当、勇于负责,切实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现将近期查处的4起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不力典型问题通报如下:  1.城口县厚坪乡党委书记陈登伦等人因下属公车私用发生交通事故被问责。2016年4月9日凌晨,城口县厚坪乡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谢朝吉擅自驾驶本单位环保执法车外出,发生1人死亡、5人受伤、车辆严重受损的交通事故。因管理监督不力,2016年5月,厚坪乡党委书记陈登伦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党委副书记、乡长袁开易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组织委员、武装部长贾飞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荣昌区昌元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曾长英、主任薛尚钦、副主任张曦因单位多人违纪被问责。2016年1月19日,荣昌区昌元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孕产妇保健组组长蒋宗娣等14名职工(3人为正常休息,11人应在岗上班)在公共场所从事有财物输赢的棋牌活动,受到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因履行主体责任不力,2016年3月,曾长英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和免职处理,薛尚钦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张曦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和免职处理。  3.秀山县扶贫办原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明江因履行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2011年至2013年,秀山县扶贫办多次向实施扶贫项目的企业收取“赞助费”并将部分资金用于单位职工发福利;2014年,明江“三转”不到位、参与工程验收,且把关不严,造成国家扶贫资金被套取;2016年4月以来,县扶贫办主任彭地进,副主任白中平、曾庆勇,原综合科科长王志明违纪违法相继被立案审查。因履行监督职责不力、且涉及其他违纪问题,2016年6月,明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被免去县扶贫办党组成员、纪检组长职务。  4.綦江区农委原副调研员蒋明剑(已退休)因分管下属单位违纪被问责。綦江区农村能源与农业环境建设管理站(简称能源站)以工作经费、后续管理费名义向沼气池承建商违规收取费用后,经站长刘健同意以过节费、补助等名义发放给单位职工。案发后,所发款项已收缴。刘健同时还涉及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蒋明剑于2015年11月退休,但其作为能源站原分管领导,对此失管失察。因履行主体责任不力,2015年12月18日,蒋明剑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必须从上述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真正把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扛在肩上。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当好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班子其他成员要认真抓好职责范围和分管领域的管党治党责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加大通报曝光力度,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强烈信号,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重庆市纪委)

中青在线济南4月6日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邢婷)4月6日下午15:30,中纪委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山东省济南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鲁豫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相距“落马”仅几个小时,6日上午,据济南日报官方微信报道,上午9时,杨鲁豫还会见了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局长李家祥,共同见证“山东泰山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落户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的签约仪式”。截至记者发稿前,杨鲁豫相关信息仍在济南市政府官方网站上挂着。  此前,2014年12月18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02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2016年3月30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受贿一案。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4年至2014年5月,被告人王敏利用其担任山东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山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秘书长、济南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山东诚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赵晋等单位和个人在房地产开发、职级晋升、工作安排等事项提供帮助,本人直接或通过其妻王丽英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805.103万元,应以受贿罪追究王敏的刑事责任。  王敏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择期宣判。  附杨鲁豫简历:  杨鲁豫,男,汉族,1957年3月出生,山东莒县人,1974年4月参加工作,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现任济南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1974.04--1978.03 河南省襄城县孙祠公社工作  1978.03--1982.01 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工程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学习  1982.01--1984.03 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人事教育局干部  1984.03--1985.03 重庆建筑大学教务处办公室主任  1985.03--1985.08 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人事教育局科长  1985.08--1987.07 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7.07--1989.10 国家建设部办公厅秘书、主任科员、副处级秘书  1989.10--1992.11 国家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办公室副主任、综合处处长、办公室主任  1992.11--1995.01 挂职任东营市副市长  1995.01--1995.08 国家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副司长,挂职任东营市副市长  1995.08--1997.12 东营市委常委、副市长  1997.12--1999.05 山东省建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99.05--2001.09 国家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司长  2001.09--2003.05 国家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司长(1998.06--2002.06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研究生)  2003.05--2007.04 济南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  2007.04--2008.02 济南市市委副书记  2008.02--2009.01 泰安市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  2009.01--2011.12 泰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党校校长  2011.12--2012.01 济南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  2012.01--2012.03 济南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2012.03--?    济南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本报讯(记者张宇)海淀区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魏怀中分管文化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3家公司提供帮助,使3家公司在3年内获得海淀区政府的专项资金395万元,为此,魏怀中收受这3家公司老板何某138万元好处费。记者今天上午获悉,四中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魏怀中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30万元。  被告人魏怀中今年53岁。据检方指控,2008年1月至2011年8月,魏怀中担任海淀区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分管文化工作。在这期间,魏怀中利用其分管“海淀区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工作的职务便利,为何某实际控制的3家公司的4个文化创意项目申请“海淀区文化发展专项资金”提供帮助,使这3个公司获得海淀区政府专项资金拨款共计395万元。  2012年4月24日,魏怀中通过其妻嫂刘某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与何某实际控制的另一家公司签订虚假商业合同的方式,收受何某以公司转账的方式给予的138万元,上述款项至案发时在刘某处保管。经有关机关工作,被告人魏怀中于2015年4月29日到案,并于2015年5月5日通过刘某上缴全部赃款。  在法庭审理中,魏怀中对检方指控不持异议,且表示认罪悔罪。  魏怀中的辩护人认为,行贿款中缴纳的税费不应计算在受贿数额内;魏怀中对受贿钱款的控制意愿不明显,曾与何某谈过归还钱款,主观恶性较小;具有退赃情节;在第一次调查时就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诚恳、真诚悔罪;魏怀中为行贿人谋取的是合法正当的利益,没有造成国家任何损失;虽然犯罪,但其主观恶性不大,尚存良知,较易改造。因此请求对魏怀中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魏怀中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魏怀中所犯受贿罪数额巨大,依法应予惩处。鉴于其归案后及一审庭审时能如实交代其所犯罪行,认罪悔罪,且赃款已全部退缴,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 J223

羊城晚报讯 记者罗仕、通讯员穗纪宣报道:公务接待多次超标、上报事业编制数严重失误、公立医院将牙科委托经营……昨日,广州市纪委通报了3起“为官不为”问题典型案例。  广州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为官不为”挥霍群众对党的信任。全市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整治“为官不为”问题,把全面从严治党的压力传导到基层。要强化责任追究,对不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党委、纪委,严肃问责。有关职能部门不履行管理监督责任、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要定期曝光违纪问题,形成持续震慑,坚决遏制“为官不为”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典型案例  广州公证处  违规使用提存公证账户资金  广州公证处多次在公务接待活动中提供超过规定标准的接待,存在违规使用提存公证账户资金行为。广州市司法局公证管理处处长陈锡道作为时任广州公证处主任,应负领导责任。陈锡道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白云区编办  负责人上报编制数严重失误  白云区编办上报的2012年年底事业编制数比该区自行核定数量少了731名,造成严重后果。白云区编办时任副主任胡志军负有直接责任,白云区编办时任主任赵英群负有领导责任。赵英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过处分,胡志军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  花都花东镇中心卫生院  公立医院竟将牙科委托经营  2011年4月,花都区花东医院(后改称为花东镇中心卫生院)经院长凌济忠主持召开的院务办公会议同意,决定采取委托经营的方式开展口腔科业务。该院与院外人员余某某签订了“关于门诊口腔科管理协议”,确定2011年6月至2014年5月期间该院门诊口腔科采用独立管理模式,委托余某某进行经营管理。  该协议到期后,花东镇中心卫生院在未延长或重新签订协议的情况下,仍然继续沿用上述经营管理模式,直至2015年3月因群众举报才停止口腔科相关业务。花东镇中心卫生院作为公立医院,将牙科委托院外人员进行经营管理,属于变相对外承包科室从事医疗活动,是国家卫生部门重点整治的违法行为。凌济忠同志作为院长,对此负有主要责任。凌济忠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本报济南7月27日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邢婷)低保、五保供养、义务兵和带病回乡退伍军人优抚金……在长达10年时间里,这些本应发给农户的钱,却成为山东诸城皇华镇民政工作人员的囊中私物,涉案金额37万余元,而这仅是目前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现状的一个侧面。目前,惠农扶贫资金“年年发年年贪”现象仍未禁绝。  今天,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向媒体通报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暨查处“小官贪腐”职务犯罪专项工作情况。  据统计,2016年以来,山东检察机关共查办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539人,占立案总人数的24.5%,挽回经济损失2812万元;共查办“小官贪腐”职务犯罪案件1561件2065人,占立案总人数的93.8%。  据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主任蒋万云介绍,目前,惠农扶贫领域、“小官贪腐”职务犯罪仍处于易发多发态势,并呈现五大趋势: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犯罪较为突出。2016年以来,山东检察机关共立查科以下贪贿犯罪案件1457人,其中农村基层组织人员346人,占24%;立查惠农扶贫领域贪贿犯罪案件455人,其中农村基层组织人员224人,占49%。  共同犯罪,窝案、串案现象突出。从查办案件情况看,窝案、串案、共同犯罪所占比重较大,常常是办一案、查一窝、挖一串。今年以来,山东检察机关立查惠农扶贫领域窝串案207人,占此类案件总数的35%;立查“小官贪腐”共同犯罪521人,占立案总数的25%。  发案环节集中。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主要集中在登记申报审核、项目审批立项、专项款物管理、质量监管认证、补贴发放、检查验收等环节,其中资金发放管理环节尤为突出。今年以来,查办支农惠农、专项补贴和扶贫资金发放管理环节贪贿案件183人,占惠农扶贫领域贪贿案件总数的40%。  作案时间跨度长,次数多。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惠民扶贫资金的投入,作案人员对长期、固定发放的资金“年年发年年贪”,时间跨度长,作案次数多,涉及人数多,查证工作量大。  直接侵犯群众利益,影响坏、危害大。扶贫领域和“小官贪腐”职务犯罪案件虽大多数额不大,但涉案资金多为各类扶贫救济款、土地补偿款、良种补贴款,直接侵犯广大群众利益,极易诱发群体上访或缠访。  新泰市汶南镇某村委会主任在协助政府从事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过程中,先后虚报冒领17户危房改造补助对象的国家农村危房改造补助金,共计26万余元。案发后,未领到补助金的危房户情绪激动、反应强烈,严重影响了基层社会稳定。  在各类国家惠农扶贫政策性专项补贴资金发放过程中,基层人员失职渎职犯罪案件时有发生。  “部分基层国家工作人员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私有,或者滥用职权,与相关企业或个人内外勾结,弄虚作假、伪造申报材料,甚至收受贿赂,或者玩忽职守,疏于监管,对相关企业或个人提供的申报材料不审查、不认真审查,致使大量惠农补贴资金被贪污、侵占、私分,或者被截留挪用、骗取,造成国家惠民政策落不到实处,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遭受严重损害。”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反渎局副局长、侵权犯罪侦查处处长高广才介绍。  对此,山东检察机关将依法严惩挤占挪用、层层截留、虚报冒领、挥霍浪费扶贫资金以及发生在扶贫核查和认定过程中的关系扶贫、人情扶贫、虚假扶贫职务犯罪案件,并依法查办与扶贫开发相关的惠农领域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构建查办和预防扶贫领域和“小官贪腐”职务犯罪工作长效机制。

2月26日晚,一则《一庭长被指携女子去夜总会,三亚中院:正查,并非去夜总会》的报道引起了广大网友关注,各大新闻媒体也纷纷予以转载。2月28日,南海网记者从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涉事当事人尹某欢为接待外地朋友,到三亚一歌舞厅消费1680元,其行为有悖于中央崇尚节俭的精神,违反三亚中院《干警“八小时以外”监督管理规定》,三亚中院决定给予尹某欢通报批评,并责令其作出深刻检查。  据了解,尹某欢系三亚中院环境保护庭庭长,为副处级审判员,目前离异。2月24日下午5:30左右,尹某欢电话邀约李某(女)晚上一起唱歌,并叫上朋友吕某、吴某。李某接受邀请,并在当晚带了钟某、肖某两位女性朋友一起来到位于凤凰路的某歌舞厅唱歌。有群众发现此事后,遂向三亚市纪委举报,市纪委接到举报后,随即与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大东海派出所民警一起对该歌舞厅进行了突击检查,并将尹某欢、3名女子等6人带回调查。  事发当晚,尹某欢所在包厢共消费了1680元,由尹某欢本人付款。据当事人尹某欢回应,他与李某已相识两三年,系朋友关系,钟某、肖某系李某朋友,当晚大家一起到歌舞厅唱歌,是为李某等人送行。  经三亚中院监察部门调查核实,当晚与尹某欢一起唱歌的3名女子为李某(女,1975年出生,户籍登记信息未记录其婚姻状况)、钟某(女,1975年出生,已婚)、肖某(女,1975年出生,已婚),她们都是2月15日乘坐西部航空航班由重庆飞至三亚旅游,三人准备在三亚游玩一段时间后返回重庆,并预定了返程机票,计划于2月29日分别乘坐西部航空、国航飞机返回重庆。  据了解,派出所工作人员调查后,并未发现尹某欢等人有违法行为,未对此事作出处理。而三亚中院党组会研究认为,尹某欢作为一名法官,又是党员领导干部,带朋友进入歌舞厅高消费场所消费,有悖于中央崇尚节俭的精神,同时违反了三亚中院《干警“八小时以外”监督管理规定》第二条“不准到夜总会、歌舞厅、高尔夫等高消费娱乐场所进行娱乐活动”的规定。鉴于事情发生后,尹某欢主动承认错误,态度诚恳,并表示今后严格要求自己,三亚中院决定给予尹某欢通报批评,并责令其作出深刻检查。  三亚中院同时表示,将认真吸取此次事件的教训,对全体干警廉洁自律从严要求,通过党风廉政建设会议、对全体入额法官分别进行廉政谈话等方式告诫全体干警务必做到廉政警钟长鸣,将廉洁自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时将不断健全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机制,主动接受新闻媒体、人民群众的监督,欢迎社会各界对法院干警业外行为进行监督。 (南海网记者 沙晓峰)

武汉市检察院昨日公布了一起“清水衙门”竟私藏千万元小金库的典型案例:武汉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中心3名负责人,因非法套取国家财政资金993万余元被判刑。  2007年,武汉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中心成立,新洲区畜牧兽医局原局长齐志文当主任。作为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防控中心除了财政拨款,没有任何资金来源,如何“致富”呢?齐志文找到副主任陶淑珍密谋搞“创收”。  陶淑珍说防控中心还有一批政府采购药品,库存在中标单位,没有提完。齐志文眼前一亮:“能不能不提货,直接折算成现金退回来?”于是,两人一起来到中标单位某动物药业公司,找到总经理孙某商量返款事宜。孙某将库存药品折算后的十几万资金返到齐志文、陶淑珍指定的账户上。  此后,防控中心采取减少领取政府采购的消毒药、血防药等防疫物资,再将该批药品折成现金返到防控中心指定账户的方式,与多家药品供应单位配合“套现”。  防控中心套取的最大一笔财政资金高达近90万元。2007年下半年,武汉爆发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当时的武汉市动物防疫站向一家生物公司借了价值100万元的猪蓝耳病疫苗投入使用。当时,猪蓝耳病尚未纳入国家强制免疫范围,齐志文申请市财政将100万元疫苗款支付给了生物公司。不久,猪蓝耳病被纳入国家强制免疫范围,省财政部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上述100万元疫苗款又支付了一次。齐志文、陶淑珍找到生物公司老板要回此款。  2010年4月,防控中心新一任主任章娅琳走马上任后,将这种套取财政资金的模式延续了下去。  经查,通过“多要少拿”等方式,从2007年10月至2013年5月,齐志文、章娅琳、陶淑珍三人共非法套取国家财政资金993万余元,并以发放“工资、奖金和各种福利”名义将其中654万余元私分给单位职工。其中,齐志文个人实得50万余元,章娅琳个人实得40万余元,陶淑珍个人实得39万余元。  昨日,武汉市检察院披露,因三人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且全部退赃,法院以私分国有资产罪对齐志文判刑3年、缓刑3年。对章娅琳、陶淑珍均判刑2年、缓刑2年。  (记者余皓 通讯员周晶晶 李勇)

●周口市中级法院一审  ●薛蒙林当庭认罪悔罪  本报周口讯(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徐林)昨日,周口市中级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安阳市委原常委薛蒙林受贿罪一案。  周口市检察院指控,2005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薛蒙林利用担任渑池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及三门峡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等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所送人民币982万元,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职务升迁、人事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薛蒙林收受上述财物后非法据为己有。  庭审进行了法庭调查,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薛蒙林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控、辩双方认为,被告人薛蒙林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受贿犯罪事实,属坦白,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希望法院依法判决。薛蒙林作了最后陈述,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50余人旁听了庭审。  本案将择期宣判。

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斗争。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考校纪检干部对政策和策略的把握能力。能不能处理好“树木与森林”的关系,把握住重点,关系到纪律检查机关能否完成中央交给的目标任务。  “监督执纪问责,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写入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工作报告“五条体会”之一,纪委的职责定位、方式创新、作风转变,都必须充分体现这个一贯方针。  一贯方针没有变,惩是为了治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从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刻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早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这一方针,指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个一贯方针没有变。现行《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八条和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总则”部分,都有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明确规定。  “但是,过去有一种倾向,纪委往往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对一般违纪往往不重视,长期对小问题视而不见,等‘养大了’再办,一处理就只能‘算总账’。”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熊惊峰说。  无数案例表明,党员干部“破法”者,无不从“破纪”始。贪污、受贿等问题毫无疑问是纪律审查的重点,但违反纪律恰恰是走向腐败等违法犯罪的开始,更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如果在出现苗头的时候大喝一声、猛击一掌,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湿鞋”演变成“落马”。  把纪律挺在前面,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以上率下,推动各级纪委回归“原教旨”,全面履行党章所赋予的职责,将工作重心从以查办案件为主向监督执纪问责转变。把查办案件改为纪律审查、案件室规范为纪检监察室、案件线索改称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都不仅仅是称谓的变化,还是内涵的深化,既体现了职能的转变,也体现着严管就是厚爱、治病为了救人的良苦用心。  “四种形态”,每一种都是全面从严治党利器  纪律审查工作要体现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把纪律挺在前面,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就必须不断探索创新有效、管用的方式方法。  201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福建调研时强调,要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王岐山指出,这“四种形态”都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真正体现对党员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四种形态”的重点是在抓早抓小、层层设防上做文章,常态化的“动辄则咎”实际是体现纪委阻遏党员沦为“阶下囚”的“菩萨心肠”,“这就像我们很多人平时会得重感冒或发烧,这个时候要及时出手治疗,而不是眼睁睁地看着病人奔向重症和绝症。”  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工作报告总结2015年纪律检查工作时,单辟一段阐述“创新执纪方式,探索实践‘四种形态’”,提供了一组2015年的数据——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谈话函询5.4万件(次);对违反纪律的给予党纪轻处分和组织调整20万人;党纪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8.2万人;涉嫌违纪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审查90人,其中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42人。  “‘四种形态’的每一种形态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都很好地诠释了‘严是爱、松是害’的道理。”熊惊峰表示,只要在前两种形态上把功夫下足,所在地方和部门的政治生态就会大大改善,相应发生严重违纪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按照这样的要求开展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所带来的结果自然而然依次为“常态”、“大多数”、“少数”和“极极少数”。  实践好“四种形态”,要跟惯性“断舍离”  实践好“四种形态”,必然要求各级纪委与以法代纪的思维定势和抓大弃小、专注腐败问题忽视其他问题等工作惯性“断舍离”,用一种更显严格、更为缜密、更加主动、更有温度的纪律思维取而代之。纪委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执纪的力度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必须提高思想政治水准和把握政策能力,实现惩处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改变惯性实属不易,必须不断深化“三转”。其中,转职能是核心,转方式是关键,转作风是保障。要把监督执纪问责这个“纲”举起来,“从信访受理、线索处置、谈话函询,到执纪审查、调查谈话、审理报告,都要坚持纪在法前,把‘四种形态’运用情况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这就意味着,曾经不足挂齿的“小事”、不以为然的“小节”、不入法眼的“小题”都要抓、要管、要过问,把监督触角延伸到前端,伸长耳朵、瞪大眼睛,发现苗头就及时提醒、敲敲警钟,有了问题就谈话诫勉、函询核实,严重违纪就要立案查处、快查快结。  善于运用理想信念、政策纪律、事实证据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同有问题反映的党员干部咬一次耳朵、谈一次心,让其相信组织、忠诚组织,把问题主动向组织讲清楚,避免错误性质由“量变”到“质变”、从“破纪”奔“破法”。在纪律审查工作中,对审查对象以“同志”相称,从学习党章入手,重温入党誓词,唤醒对“激情燃烧岁月”的记忆,促其反省思过、配合组织调查。  坚持实事求是,运用好宽严相济的政策。综合考虑审查对象违纪行为的性质和情节、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认错悔错态度,以及配合组织审查、退缴违纪所得等情况,准确恰当作出处理。适应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和党纪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案件增多的新情况,通过审核个案、分析类案,研究共性问题,提出审理建议,推动惩治成果向预防机制转化。  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标本兼治,严肃纪律就是治本,“四种形态”就是治本的操作指南。只要把纪律管到位、严到份,“病树”、“烂树”必将减少,“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保护“森林”就会变得具体可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就会加速形成。(陈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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